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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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却很少有人想到行行都有“职业病”更不容易想到:自己也有“职业病”要不是葛建元的“窝赃案”徐五四也许还得“当局者”下去。警察就是专和犯罪打道的职业，不知不觉地，眼睛总往那些能够认定犯罪的证据上盯，而对犯罪的管定证据则一向不怎么兴趣。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心理而已，然而风所及，以至于对证据的厚此薄彼越来越“合法化”几乎在刑警队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徐五四觉得，这就是“病”！看看于英雄那副愁眉苦脸的德行吧，从早上他们一起上了火车到现在，一路上就没过一丝笑模样。他老是认定到清河农后的这趟差事全算白跑，却从不前反过来想一想，假使他们蹲在大京城圈子里不出来，又怎么能这么有把握地确认葛建元并没有犯那个窝赃罪呢？说到底，还是偏见作怪。

当然，他也完全知道于英雄的那点顾虑:“你想想嘛，队里人手这么紧，郑媛的案子又正在要劲儿的节骨眼儿上，凌队长还肯叫咱们俩这么老远跑到清河农场来取马有利的口供，明摆着，那就是专候佳音了。回头要是按你的说法汇报，他不窜火儿才怪呢，好嘛，这不等于白费三天功夫？”于英雄愁眉苦脸也好，夸张地叹气也好，徐五四就是硬着耳朵子不神他那弦，他得照着自己的辙印子走车。

“凌队长怎么啦，也不能黄口白牙，出入人罪呀，你怕什么？”倒不是怕，我的意思是，既然凌队长能那么肯定葛建元窝了赃，总有他一定据吧，据说他以前和葛建元打过好几次道呢，就光凭人家吃刑侦这碗饭的年头，办这号小案子还不是轻车路吗？不会没有数。”徐五四可不是个能轻易被说服的人“关公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凌队长以前多么能耐我管不着，这次说人家窝赃，拿证据来呀！别老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一套，一挂挂人家多少年。”

“咳，你没听懂我的意思…”于英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自己看样子也无从说清，只是无可奈何地咂嘴“这下，凌队长非说咱们不会办事不可，准的。”火车离北京越近，于英雄就越显得心事重重。过了丰台站，车厢的大部分座位空出来了，他一个人占了一趟长椅，没打采地把已经见了点发胖苗头的身子横在上面，看见徐五四从提包里拿出条巾来，便懒洋洋地拿眼睛问:“干吗？”

“快到站了，不洗把脸去？”

“晤，”于英雄心神不宁地应了一声，却答非所问:“回头见了凌队长，还是按我的主意得了，算我欠你的行不行？”瞧，又来了。这小子还是不甘心放弃他那个馊主意。于英雄只是诞脸苦笑。五四说话，或谐或游，他都不在乎。十年前他们并肩走进公安学校的大门，毕业后分在同一个派出所，去年又一块儿调到分局刑警队；可厮混了十年的朋友，却常常不到一个壶里去。于英雄的立身之道，五四是早就领教够了的，你就是把大道理、小道理、歪道理、不讲理，把正经不正经的法儿轮番用尽，也改不了他那个明哲保身的本。见徐五四并未继续说下去，于英雄眨眨眼睛，大概还以为这一停顿含有尚可商榷的意思，情绪立刻显得活泼了些“要不然，咱们把审讯记录就那么上去，是抓是放，由凌队长自己定夺，怎么样？”五四站起来，带着点嘲地甩了一下手里的巾，一面做着移步要走的姿态，一面说:“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白纸黑字: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的才构成窝赃罪。你叫凌队长翻翻去，窝赃的前提是明知为赃。葛建元并不知道马有利偷了摩托车，嗅，光凭着那辆车在他家放过几天就定人家窝赃罪，成吗？你不想想，就算咱们公安局这么定了，人家检察院能批吗？法院能判吗？”这话不假，给一个人定罪量刑，并不是公安局一家就能包办始终的事。公检法互相配合，还有个互相制约，你报了窝赃罪，人家检察院不批捕，不起诉，白搭；就是检察批捕起诉，到法庭上到不下来，还是白搭。法官铁面无偏，律师死抠条文，想到法庭上去蒙事儿算没r刀l。诉讼程序，关隘重重，你凌队长既然端了三十多年刑事侦查的饭碗，总该比别人清楚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徐五四没想到于英雄竟然狡猾地一笑，轻声说:“你不知道，凌队长的意思，是给葛建元送劳动教养，先押他三年再说。劳动教养不属于刑事处分，不用检察院批，也不用法院判，直接往市里的‘劳教办’上报就行了，实际上是咱们公安局说了算。能押三年是三年，也不错。”徐五四最反于英雄这种口气了，哪怕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也能让他说得如此轻松随便“三年，一个人有几个三年？你当是送你儿子上幼儿园哪！”于英雄的目光在五四发红的脸上傻傻地停了一会儿，终于气不吱声了。他是属土豆的，甚至常常还等不到和别人吵“开了锅”自己就先“面”了。五四呢，又是条吃软不吃硬的汉子，照例于英雄一打蔫，他就必定收场。不过在这件事上，他的确恨于英雄聪明得过了成。当一个人的聪明总是以诡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聪明也就不那么讨人喜了。

昨天下午他们在清河农场审马有利的时候，于英雄就要开了他那套小聪明。本来一直是由五四主审的，他只在边上做记录，可是当五四刚刚问完偷车的简单经过，正要言归主题，往下问偷车以后的情况时，于英雄却突然问了一句极为重要，而且极有用心的话。也许他是早就准备好了要在这个当口上问这句话的。

“马有利，你盗窃成功以后，把赃物窝在谁家了？”徐五四当然听得出来，于英雄故意不使用“摩托车”这个表示物品自然形态的词，而用了一个表示物品社会形态的词——“赃物”后面又要言不烦地落明了一个“窝”字，这样一来，这句貌似简单的问话，就先把个“窝赃”的前提走下来了，被审者要是漫不经心，沿用他的“窝”字往下说，那么无论是谁保管了这辆摩托车，质都在窝赃之列了。果然，马有利毫无戒备地答道:“窝在葛建元家了。”于英雄如愿以偿，脸上带着踌躇志的暗笑，飞快地把马有利的话记下来了＿徐五四不好当着他人面驳他。只好补充问道:“葛建元知道不知道这车是你偷来的？”

“这他可不知道”马有利马上回答“我只告诉他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车，托我卖的，这车在他家也就放了不到一星期，我就找好了主儿，推走卖了。”这回，不知是有意无意，马有利没有再用“窝”字，而换用了一个“放”字。

审完马有利，他们回到农场招待所，于英雄掩饰不住身的得意，姿势舒服地躺在上，架在背儿上的两脚不住地晃着拍子，对五四笑道:“怎么样，不是吹，马有利这号角，闭着眼也能把他审个底儿掉。我现在算悟出来了，事在人为，案子能不能审得出来一半要着审讯时技巧运滑如行了，这里头，万有背多头儿呢。你看，这可是他自己承认的，赃物窝在葛建元家了。”他暗南地笑起来。

徐五四的反应却是冷冷的“吹什么呀，你那属于指供引供，公安部发的教材上明文止的，你真懂假懂！”

“指供不指供的，反正咱搞出的材料能说明问题就成呗。”于英雄从皮包里取出审讯记录，一边翻一边欣赏地说:“你看，写得很清楚，第一，马有利承认摩托车是赃物；第二，他承认把摩托车窝在葛建元家了，！”他意地咂了一下嘴“一环扣一环，逻辑倍儿严密，你敢不敢打赌？就这材料，嘿，回头报到市局法制办公室去，踢着门坎进，瞪着平地出。哼，葛建元，小子，等着劳教三年吧！”

“啊？你怎么没把我后来问的话记上？马有利并没有告诉葛建元那车子是偷来的，你怎么没记上？”于英雄坐起身子，结结巴巴地还想解释，还想说服他，他不听，一端门走出去了，心里实在气坏了，我明明问了，他还不记，什么作风，你算不算个民警了，算不算个侦查员了，干脆不——·他在招待所附近的河边上一直呆到天快黑，肚子里鼓鼓的闷气才稍稍松懈了一些。他知道自己的病，也是难改，一动就发火儿，一火儿就是雷霆之怒，不是个好病。可是这件事又实在难以哈哈一笑容忍过去，他最见不得这种油滑透顶的猫儿溺、鬼鬼祟祟的小动作。照这样子搞，不要说当个好警察，连当个撞钟混子的孬警察都不配。

直到今天早上起来，他的气才算消停下来。公允乎正地想想，道理还是应当两面说，天下之大，人无完人。，要是摊书了，错处就值得这么咬牙切齿、得理不让人，心岂不是太狭窄了吗？不行，他得改改自己的暴躁。

小时候他不是这样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躁这两字竟成了他格中的一种既固定又显眼的成份了，常常要在不知不觉中加以表现和完成，没法控制。就如同于英雄那个和事佬、抹稀泥的格一样，一朝形成，改也难。昨儿晚上他一回到招待所，于英雄就蔫蔫地又凑过来，讨好地问:“要不然，呢，你说怎么办？”能怎么办呢？事情既已办成这个样子，显然没法两全其美了。人家农场眼下正是忙季，要是再把马有利拉来重审一遍，不要说管教干部肯定会有意见，就是马有利本人，也保不准会跟他们犯葛窜秧子。一个进入服刑期的已决犯，除了他顶头的管教干部外，谁都不怎么怵了。何况凌队长给他们限定的时间已到，重审是绝不可能了。而审讯记录已经由犯人看过了指纹，也不能再行涂改，这是规矩。万般无奈，徐五四只好哼一声，说:“反正我得跟凌队长说明情况。”这对于英雄来说，的确有点成泥了，他堆起一脸纹，似哭似笑，十分难堪“你看，这么一闹，这么一闹，凌队长对咱们该是什么印象啊，咱们也算老民警了，连这么个简单的差事都办成这模样儿，以后哪个领导还敢信任咱们呀。”

“别老咱们咱们的行不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关我什么事。”

“这唉…”徐五四到底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看着于英雄的哭丧相，心就软下来“这样吧，回头到了凌队长那儿，就说全是我问的，你光管记录来着，是我东一句西一句问得太，搞得你没记全，责任在我，不就完了吗。反正葛建元不够处理条件，这份材料也没用了。”然放心不下的表情，徐五四也只能退到这一步，不能再有迁就了，这就已经够仗义的了。他不再和于英雄罗喀，扭身往车厢头上的洗脸地走去。

“各位旅客，列车的前方到站，是北京车站，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各族人民…”啊，到北京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要站在凌队长面前差了，这差怎么？说心里话，他实在也有点怕见凌队长那张三合板一样严肃的脸。特别是现在，他在郑媛案件的现场上冲媛媛父母发脾气的事，队里还没做出处理，他当然不愿意再和凌队长冲突起来。就因为那件事，他至今不被允许参加郑媛案的侦破工作，而凌队长这次让他到清河农场来取葛建元窝赃案的旁证，说不定还有点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调对着干，凌队长该怎么看他？轻的，说你不会审案子，重的，说不定会觉得你这人太狂，不听招呼，自以为是，等等，反正没好处。

可是，要象于英雄那样昧着良心，哄着领导；那样识眼，会来事儿，他也实在做不出，真的做不出！他这辈子并不指望能有什么大队急，就是在最最狂妄的少年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上天入地的幻想，可他忘不了自己从进公安学校大门那天起就抱定的宗旨:要省个长警察..要当个向国家向社会何人民负责任的好警察。哪怕凌队长由此腻味了他，哪怕再把他发回派出所当片儿警去，他反正要当一个好警察。

洗脸地边的地面的，面的镜子上溅着不少牙膏的沫点子，有半块肮脏的肥皂片儿不知被谁有意无意地落在池台上了，到处都留着鲁与匆忙的痕迹。下车厢微微摇晃着，节奏似乎有点，车轮的声音也变得丰畜了一些。从窗户上可以看见车外一道道凌的铁轨，线似的向后飞奔，车轮在一个接一个的道岔上摇来摇去，哦，这是到二七机车车辆厂了。徐五四抬起胳膊看了看表，那金黄、纤小的菱形坤表很不协调地系在他筋骨结实的手腕上，——十一点三十分，离进站还有五分钟呢。他不急不忙地打手巾，慢条斯理地擦脸，然后又凑近那块不怎么干净的镜子，自我端详起来。男子汉本来不应当过分关心自己的脸蛋，可最近这几年，他却总是随身揣着面小镜子，不时照照，成了习惯。要是在什么地方碰上了大镜子，也无一例外地不肯放过。瞧，才三天，胡子就黑茬茬的了。其实他的这张股，胡子刮干净的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十岁呢！年轻十岁，那该是二十岁，正是他第一次穿上蓝的民警制现背起一个一七百多广大口的大“片儿”的年均20的居委会主任是个老资格的“街道工作者”无论徐五四怎样郑重其事地说话，老气横秋地走路，也没法儿改变她那从老花镜后面出来的不放心的眼光。那时候，他是多么认真地盼着自己的眼角能快快地撤出一片鱼尾纹来，多么急躁地用刀片一遍又一遍地想把嘴巴上的茸刮硬。可如今，却又要为自己的老相而烦恼了。

徐五四是在1954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出娘胎的。在他们全分局，三十岁还是孤家寡人单挑着的，恐怕只剩下他独一份了。他丑吗？不不，一点也不，有公论，他的正面、侧面、斜侧面，甚至连他的后脑勺，都是端正顺眼的；身材也不错，虽不是人高马大，却也结实匀称。有人说他的五官象阿兰·德龙，还有人说他的脸形象姿三四郎，他当然不敢就那么自居了，可背着人拿镜子照照，倒也能附会出一点类似的味道来。那么，是他的眼光太高吗？也不，冲他家那个“五行缺金”的宅门，即便真的招进个花瓶一样的大家闺秀来，也准保养不起，这点自知之明，，化还是有的。他的要求其实很现实，只要能找个对他妈好一点的，本本分分过子的姑娘，他就打算念佛了。当然，最好也别丑得过分…。可就是这种简单得几乎算不上什么标准的标准，也没能给他对付出一个内当家来。从二十二岁那年谈的头一个对象算起，打了八年持久战，六易对手，竟没有一个能够“终成眷属”的。就为一个穷字，能使比他神十倍的小伙子照样黯然失。徐五四自己偏偏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十分；你看不上我，我也绝不上赶着巴结，姜太公钓鱼“宁在直中取，不立业户求。说句实在话吧，他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让姑娘们看得起呢？是他家的破桌子烂板凳，还是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的老太太？

于是妈老骂他:“你就去巴结巴结姑娘家，能掉你一块吗？”

“我凭什么巴结人家，凭什么巴结人家？我缺胳膊少腿了怎么着！”他嘴上这么固执，可随着年龄的渐长，骨子里也不得不慢慢服软儿，到了去年冬天和那个在花店工作的姑娘上朋友以后，他终于自动放弃了他的“姜太公方针”没法子，人到而立之年还不能成家立业的，不要说自己抓耳挠腮的耐不住，就是那些个蜂拥而来的闲话，也要搅得你不得安宁。在这次去清河农场提审马有利的前几天，他竟听到秘书科的那几位“老弱病残”居然在背地里疑心他生理上有缺陷，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这些人，你能受得了吗？

“各位旅客，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通运输的总枢纽，北京…”播音员的声音娓娓传来，把他心头倏然浓缩起来的愤怒冲淡了片刻。那声音已经不十分水灵了，播音员的年龄儿成已经不轻，准是结过婚的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终是人之常情啊！

其实，对他的婚事最着急最上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妈。

他三岁那年，爸爸就一病不治，把孤儿寡妇撒手一扔不管了。那阵子胡同里还当真有几个信老太太，暗地里说是儿两个八字太硬，把个短命冤家的男人给克死了，将来的受罪子不说，保不定还得相生相克，非再死一口子不结。可是快三十年了，他和妈谁也没克死谁，相依为命地过来了。罪呢，倒多少受了一些，他们在北京没什么亲支近脉可以帮衬，开始每月全靠国家给的二十几块基本生活费，加上妈给人洗衣服挣嚼谷垫补着延命，紧是紧点，却也温齐全。后来五四大一点了，就上街拣纸，子总是一天好似一天的。到现在家里不但没拉一股债，反而小有积蓄呢。要说两个人都命硬，大概也是铁锤砸在铁砧子上，负负得正，恰好！

爸死得早，妈不再嫁，一个人养他。把他从三岁拉扯到三十岁，是妈一辈子里最最引为骄傲的大业，但凡和街坊四邻扯起闲篇儿来，总忍不住要把他端出来向人炫耀，就象个手艺匠对自己心血凝聚的作品那样自鸣得意。当他第一次把自己挣到的工资放在妈妈的手心儿里，她那副咯咯傻笑的样子，恨不得都能叫人掉下3来；还有他头回得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回家那次，妈aoy稀罕劲儿，又象个头回中了奖的孩子，捧着奖状自个儿端详嫌不解气，又跑到外边世界给他抖落去了。其实妈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奖状多得不值钱，可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又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大概那天前院的梁大爷还冲她发了几句拉扯孩子到这步如何不易之类的叹，好嘛，足乐得老太太将近一个礼拜没能歇下劲儿来，仿佛三十年的全部辛苦都能在这几句可心话中得到某种短暂的补偿了。在五四跟前，妈也总呼叨她那份辛苦，其实她从他身上得到的，却是更多的安和足。自从他当了民警以着妈就开始在街坊四誓师大谈起”公安！司邀一厂似购儿子当了人民警察，当妈的也就是半拉“政府人士”以前为儿子做的和今后继续要做的一切，也都带着些为国效力的意味了。

“我那个五四呀，忙！成天价不着家。”她常常用这种夸张的语气先声夺人。

然后再带着几分神秘，低嗓门儿对她的听众说:“可不得了呀，跟您告诉吧，现在见天都有劫道儿的，捅刀子的，耍氓的，，您说，他们公安局的能不忙吗？

敢情！”她能从听者肃然起敬的表情上，尝到一种无可代替的自豪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