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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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纔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锺，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妈妈总算没有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号震天，闹得附近华东医院的住院病人纷纷逃离，闹得整个静安寺地区很不“静安”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妈妈畏缩地站在竹篱前脸愁苦。竹篱上也藤蔓，与妈妈出嫁那天花轿路边的景致相同。竹篱卫护着朱家，竹篱导引着余家，相隔半华里路，一路是花的信息。

此刻妈妈不会有这种回忆，她只觉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么陌生，惟有这藤蔓的竹篱有点悉，可以短暂躲避，躲避在这里等待她的儿子。

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阿雨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两元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哪儿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说明了今天来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给叔叔写信，写明家里的困境。

“本来我也可以写，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礼仪，不习惯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么。你是小辈，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我说:“妈，相信我能写好。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