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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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筆者已完全熱衷於扮演調查者的角(而且總是有被人看作密探的危險，他其實只是想如實介紹像萊尼格魯伊騰-普法伊弗這樣一個少言寡語、守口如瓶、自尊自重、從不知悔的人———這個木雕泥塑般的靜止不動的人！)向所有有關的人士下了一番功夫比較具體地瞭解他們在戰爭結束時的情況。所有在這裡或多或少被詳細介紹和引證的人，顯然只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都不願離開城市，甚至連波加科夫和波利斯這兩個蘇聯人也不願東去。美國人(萊尼對瑪格蕾特說:“終於終於來了，他們花了多長時間啊！”)如今正在近，他們因此是唯一能保證結束戰爭的人，這是大家夢寐以求的，他們雖然不相信戰爭會結束。有一個問題從一九四五年一月一起，已經解決:波利斯和萊尼的———為簡便起見我們姑且這樣稱之———“留宿”萊尼懷孕已有七個月，仍十分“健壯”(馬範多爾恩語)，但為自己的狀況所累“留宿”、摔、同房———不管你用哪一種說法———“已無從談起”(據瑪格蕾特轉引萊尼的話)。

可是，躲到哪裡去呢？怎麼一個躲法？如果不考慮誰躲誰，這話說起來倒容易。比如瑪格蕾特———她和軍人一樣聽從命令和規定———應向東隨野戰醫院過萊茵河轉移。她沒有這樣做，但也不能逃回自己家中，不然就會被抓走。洛蒂霍伊澤的處境也差不多，她是一個同樣東遷的行政機關的職員。叫她到何處去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如果還想到再把人往西里西亞那一帶撤，把他們直接送到紅軍跟前，一個簡短的地理說明這裡有必要接受:曾被提到過幾次的德意志國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東西大約還有八百至九百公里長，這比南北也不長多少。對形形的人往何處去的問題都是個極其現實的問題。納粹分子往何處去？戰俘往何處去？軍人往何處去？奴隸往何處去？自然是有行之有效的辦法的:槍斃等等。不過這並不總是那麼簡單，因為執行槍斃的人並不都意見一致，他們中間有些人很想反其道而行之，將救命恩人的角扮演。有些本應執行槍決的人變成了拒不開槍的人。那些可能被槍斃的人，我們且稱之為等著被處死的人，比如說該怎麼辦呢？這些都不是那麼簡單的。有人以為，似乎會突然發生戰爭結束這種事情，什麼地方寫著一個期就萬事大吉了。可有誰能知道自己是否會落到一個改惡從善或執不悟的行刑隊員之手，甚至落到那種可以稱為現在才大開殺戒的人之手呢？在此之前這些人倒不如說是屬於拒不開槍的人。黨衛隊有些部門甚至也不願背上槍斃人的名聲！黨衛隊和光榮的德國國防軍之間有書信往來，像爛土豆似的把死人踢來踢去！他們把“消滅”和“處理”工作推給值得尊敬的人和部門，而這些人和部門———如同他們的對方一樣———已有心洗手不幹了，去接那種說不上是和平但可稱之為戰爭結束的局面。

例如，筆者看到了一份材料:集中營司令官們抱怨，在決定處死的蘇俄人中約有百分之五至十進營時即已死去或奄奄一息。這就將一種印象造成了，似乎老營在以這種方式擺脫這種俘虜。在步行途中，特別要提到的是，例如從車站到營房，有不少戰俘疲憊至死或半死，不得不由隨行汽車收容。無法不讓德國居民知曉這種情況。

儘管押送戰俘去集中營通常由國防軍執行，但居民仍會把這種事情在黨衛隊的帳上記下。

為儘量防止這種情況今後發生，茲發佈如下命令並立即生效:最後確定有嫌疑而被淘汰的蘇俄人如已明顯瀕死(例如飢餓傷寒)，因而經不起即使是短程徒步行軍的辛勞了，今後一律不送集中營處決。

代表米勒(簽字)對於提到瀕死者時使用的“不少”這個字眼，是讀者應當自己進行思考的。這在一九四一年德意志國仍然幅員遼闊時就已是一個問題。德意志國的版圖四年後已大大縮小，而且需要消滅和處理的不僅有蘇俄人、猶太人等，還有十分多的德國人、逃兵、破壞分子、通敵分子，此外集中營和城市均需撤清，疏散婦女、兒童和老人，為的是隻留給敵人一片廢墟。當然，道德衛生方面的問題也產生了，例如下述問題:(不少貪贓枉法的)村長常常在夜裡把他們指定的技工從上叫走，在送走以前先在地下室裡關著。由於常常不給工人們時間收拾行李等，許多技工到達技工集合地點時所帶用品嚴重不足(沒有換洗衣服、鞋子、飲食器皿、被子等)。因此，情況特別嚴重時不得不讓剛剛抵達的人馬上回去取東西。行動如果稍有遲緩，村警們就對技工們進行威脅和毆打，這已成為了家常便飯，大部分地區都報告了這種情況。許多婦女被打得走不動路。有一起特別嚴重的事件，我已報請當地憲兵司令(扎梅克上校)進行嚴懲(傑爾加奇區佐措林科夫村)。特別嚴重的是村長和村警的暴行質，因為上述人員大多數都以“一切均以德國國防軍名義行事”為自己辯護。事實上德國國防軍對待技工和烏克蘭居民幾乎完全通情達理。但有些行政部門則並非如此。現舉一例說明上述情況:一名婦女有一次抵達時身上只穿一件襯衣。

據所報告的情況，亦應指出:關工人在車廂裡許多鐘頭，甚至無法解手，這種做法是不負責任的，在運輸途中理應向他們提供飲水、洗濯和解手之便。我看到一些車廂被這些工人鑿穿好多，為的是能解手。當然，列車駛近大站時解手必須儘量遠離車站。

除蝨站的弊病據知僅限於下列情況，淋浴室裡有時有男服務人員或其他男人在婦女和姑娘中間服務或鬼混———甚至為人擦肥皂！———反之，在男人的淋浴室裡有女服務員，有時男人較長時間待在女淋浴室拍照。由於最近幾個月送來的主要是烏克蘭居民，而烏克蘭婦女的道德觀念十分強烈，素來循規蹈矩，因此必然這種待遇被他們看作是對民族的侮辱。上述弊病據悉已由於押送隊長們的干預而得到糾正。關於拍照之事是哈雷地區報告的，男女混雜的事例是基韋爾地區報告的。

那個時候難道就已開始了？今天令我們眼花繚亂的許多照片，也許是在東歐奴隸除蝨站拍下的吧？

如今重要的是認識到，征服幾大洲或世界決不是那麼簡單的，這些人也有自己的難題，他們企圖以德國式的徹底神來解決這些難題，並以德國式的一絲不苟記錄在案。都不能臨時湊合，無論幹什麼！大小便就是大小便，即使是要處決的人也不能在送到指定地點前死亡！這簡直太不像話了，必須予以懲處。除蝨時男人給女人和女人給男人擦肥皂也是不行的，拍照就更不可以了！這樣做絕對不行。這會把手和銀幕髒。是不是如此看來，有和壞蛋手一件“本來”完全正確的事情？

由於爭奪屍體=爭奪部分屍體，現代常規戰爭的典型特徵如今已成為了，和壞蛋———身穿軍服———像早已承認的那樣猥褻婦女，還把這些甚至拍成照片，再用類似事例來使讀者到厭煩就用不著了。

只是，過分的波利斯，身懷有孕的萊尼，堅強果斷的洛蒂，過於菩薩心腸的瑪格蕾特，格龍奇這個凡夫俗子，從來不是不近人情的佩爾策，怎樣他們才能活下去呢？避風到哪裡去呢？我們的馬爾婭、波加科夫、維克托利肖維奇、老格魯伊滕和其他許多人的情況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怎樣呢？

波利斯起初在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前後引起了一場純屬多餘的麻煩。洛蒂和馬爾婭對此一無所知，萊尼什麼也沒有說。是瑪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訴筆者的。瑪格蕾特如今被嚴加看管，不讓筆者再偷偷東西給她了。(醫生對筆者說:“您知道嗎，現在她需要餓上四五個星期，以便我們能多少恢復她的內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現在已紊亂到了這種地步:眼淚可能從頭往外，從鼻孔裡出小便來。因此，談話可以，送東西不行。”)瑪格蕾特已經習慣於清心寡慾的生活了，甚至希望能痊癒:“不過，您可以給我一支菸(筆者照辦了！)。嗯，當時我對波利斯一肚子火，我真生氣，等到後來我們大家待在一起，我對他有所瞭解之後才改變態度———他是那樣聰明和體貼別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可能是聖誕節前後，或者是一九四五年年初，也許是三王來朝節，但肯定是不會更晚的，有一天萊尼回家時腦子裡又多了一個人的名字，不過至少這一次知道他是個作家，而且已去世，我們因此不用四處打電話去問人了。那又是一本書，作者名叫弗蘭茨卡夫卡，那本書是《在放地》。後來我問波利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向萊尼推薦一名猶太作家時難道真沒想到會惹什麼麻煩？他說:‘我腦子裡的事情太多了，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這一點我沒有想到。’於是，萊尼又跑到圖書館去借書，那裡還有一個人在工作，總算萊尼運氣好，碰上的是一個相當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紀的女人，她撕碎萊尼的索書單，叫萊尼到一旁，對她說:‘孩子，你怎麼這樣糊塗啊，是誰叫你來借的這本書？’跟她從前一個勁兒追問拉黑爾的下落時修道院院長對她講的話一模一樣。可是我告訴您，萊尼固執己見又一次。大概圖書館的那位老太太已看出她並非故意挑釁，就把她拉到旁邊，詳詳細細地講給她聽:這個卡夫卡是個猶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止和燒掉了等等。接著，萊尼又使人震驚地反問了一句:‘那又怎麼樣？’於是那個老太太———時間儘管很遲了———又一五一十地講給她聽，猶太人和納粹是怎麼一回事，還拿出《前鋒》———當然這本書雜誌圖書館是有的———給她看並把一切都講清楚。到我這兒來時萊尼十分吃驚。現在她總算開始明白了。她並不死心，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要看，就是要看看，而她也居然搞到了！真的，她動身前往波恩找幾位她父親曾幫助過的教授，她知道他們藏書很豐富，而她確實也找到了一位，這位教授當時已有七十五歲高齡，退休後鑽在他的書本堆裡。您知道這一位對她說什麼嗎？‘孩子，你怎麼這樣，偏偏要卡夫卡———海涅為什麼不要？’後來他對她一定十分友善，追憶她和她父親的往事，但這本書他自己沒有，只好去找一個又一個同事，最後找到一個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這本書的人。這件事真不簡單，花了整整一天時間，我告訴您吧，她那天是半夜裡回來的，手提包裡放著那本書。這一切真不簡單，因為他們不僅要找到一個人，此人信得過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過，他也得信得過萊尼，而且他不僅要有這本書，還得肯往外借！後來，他們大概找到了兩個有這本書的人，可第一個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心的真是毫無道理，那可是命關啊！偏偏不幸的是，在這個時候，也出現了我嫁的那位施勒默先生。我們就在他的小別墅裡住著。他身上那種際界名的派頭和優美風度已蕩然無存，筋疲力盡，搖身一變穿上國防軍軍服，卻又沒有證件。他在法國好不容易才從打算槍斃他的游擊隊那裡逃出來。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怎麼會喜歡上，他對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歡甚或愛過我。他這時萎靡不振，非常可憐。他對我說:‘瑪格蕾特，不管到什麼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乾的事都會要我的命:法國人也好，德國人———支持納粹的和少數反納粹的———也好，荷蘭人、英國人、比利時人、美國人也好，我都會沒命的。要是俄國人抓到我，將我是什麼人查出，我就完了。要是現在仍掌權的德國人抓到我，我也會完蛋。瑪格蕾特，救救我吧。’他從前是個什麼樣的人您得知道，出門只坐出租汽車或公車，每年休三次假，帶回很多禮物，總是打扮得喜氣洋洋，漂漂亮亮，如今卻像一隻可憐的小耗子，害怕美國人，害怕警犬，害怕所有人。我這時第一次想出一個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有許多人在野戰醫院裡死去，當然他們的士兵證被收集起來，註銷登記後再寄回部隊或其他地方，我知道那些證件放在什麼地方反正，我也知道有些軍人本沒有出證件，或者在他們身負重傷入院，沾滿血汙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時候，人們沒有找到他們的證件。我怎麼辦呢？當天夜裡我就偷了三張士兵證———那兒有的是，那些從照片上看年紀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我可以任意挑選，於是我拿了兩張金髮的，戴眼鏡，大約二十四五歲，一張淺黑頭髮的，不戴眼鏡，大約四十歲不到，像施勒默，我把這一張給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錢以及黃油、香菸、麵包給他包好，打發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凱佩爾，我甚至把這個名字和地址都記了下來，因為我想知道他會怎麼樣。我們畢竟結婚快六年了，儘管只是偶爾在一起生活。我對他說，萬無一失的辦法是到國防軍那裡去，到前線指揮部或諸如此類的部門去，因為他遭到所有人的追捕。他這樣做了。他臨走時哭了，如果您不認識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這說明什麼，您就不會知道:一位乞哀告憐、痛哭涕、恩不盡的施勒默，吻著我的手，他哭得像一隻小狗———然後就走了。他，再也沒有見到了。後來，我出於好奇去找過一次這個凱佩爾的子，在煤礦區，靠近布厄，因為我想知道———您明白嗎？她已經再婚了。我說，我在野戰醫院護理過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來看望她。哎，告訴您，這個女人是個厚顏無恥的傢伙。她竟然問我:‘您說的是我的哪一個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經死過兩次了，一次死在野戰醫院，另一次死在你們那裡一個叫維爾倫的偏僻村子裡。’這樣說來，施勒默已經死了，不瞞您說，我當時鬆了口氣。對他來說，這也許比被納粹或游擊隊絞死或槍斃要好一些。嗯，他是個貨真價實的戰犯———從一九三九年起就開始在法國、比利時和荷蘭招募強制勞工，商業其實才是他所學的。由於他，我曾多次受傳訊，到了後來房子也被沒收，包括全部財物，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顯然大發橫財，老實說，貪汙受賄———是的，害得我一九四九年落街頭，多多少少從此也靠出賣皮為生。是的，出賣皮，萊尼和大家雖然都設法幫助我重新站穩腳跟。我也曾在萊尼家住過半年，但由於我跟男人來往，無法長住下去了，因為她的兒子長大了，他有一天問我:‘瑪格蕾特，哈利幹嗎，’———哈利是一個英軍中士，當時正和我相好———‘幹嗎他老想鑽到你身子裡去呀？’”(瑪格蕾特又臉紅了———筆者)席爾滕施泰因戰爭結束時在什麼地方，在上文已有代:他在列寧格勒和維捷布斯克之間某地，用鋼琴為蘇聯軍官彈奏《莉莉瑪蓮》。是一個連莫尼克哈斯也肅然起敬的人。

“我當時有一個殘酷的願望，可怕的願望，”(席對筆者語)“我想活命，想吃。即使用口琴吹奏《莉莉瑪蓮》，我也會幹的。”朔爾斯多夫博士的表現，戰爭結束時他幾乎成為英雄:他退居“萊茵河右岸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我有真的證件，又沒有什麼政治汙點，納粹分子沒有找我的麻煩，我也不用怕美國人，等待著戰爭結束。為使我偽裝得十全十美，我擔任了人民衝鋒隊小隊長領導十來名隊員，其中有三人七十多歲，兩人不到十七歲，兩人截了大腿，一人截了手臂，一人截了小腿，還有一人是弱智者，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子。幾柺杖、一裁四的白單是我們的主要武器。此外，我們還有用來炸一座橋的幾顆手榴彈。於是，我率領隊伍出發了，我們把一裁四的單紮在杆子上，沒有把橋破壞———並且完整地把村莊移給美國人。直到兩年前，一直或在村子裡(貝爾格地方的奧斯勒一米勒村———筆者)很受歡，不斷被邀請參加教堂落成紀念集市和類似的慶祝活動。不過這兩年來，我發覺人們的情緒有了變化，有時聽到有人說什麼失敗主義者———這是在二十五年之後，要知道村裡的教堂鐘樓多虧是我才得以保全的，因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美軍少尉厄爾維特尼保證鐘樓裡沒有駐軍，沒有被用於軍事目的。如今呢，發生了向右轉，這是毫無疑問的。不管怎樣，我上那兒去時心情已不再那麼絕對平靜了。”漢斯和格蕾特赫爾岑只需要一個簡短的不在場的證明:一九四五年六月漢斯才出生的，至於他在孃胎裡是否過狼人的情，作者就不得而知了。格蕾特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生的。

在戰爭結束時，海因裡希普法伊弗二十一歲，大腿剛做完截肢手術(左)，躺在班貝格附近一個改作野戰醫院的巴羅克式修道院裡。他———據本人說———“從麻醉中剛醒過來，難受得很，美國佬就來了———他們幸好沒有為難我。”老普法伊弗說“戰敗的那一天”他和子正在“離德累斯頓不遠的地方”他將那條癱瘓的腿拖著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條腿就是一九四三年萊尼父親被捕入獄前還一直說的“我所見過的最虛假的腿。”範多爾恩:“我最了，我曾以為，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托爾策姆，用胡貝特成包送人的錢買回了我父母的房子和地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讓萊尼到我家來住，在鄉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子———是誰的孩子我們一直還不知道。我對她說，美國人到我們這裡肯定要比到你們那裡早兩三個星期。結果呢？萊尼幸好沒有來。他們把托爾策姆———人們是這麼說的———夷為平地，我們有半小時時間撤離，用汽車被送過萊茵河，我們後來就回不去了，因為河那邊受美國人控制，我們這邊還在德國人手裡。哦，幸虧萊尼沒有接受我的勸告。什麼鄉下安靜啦，空氣新鮮啦，花草樹木啦———等等，我們只還看見一大片塵土遮天沒地———這就是當時托爾策姆的情景———現在當然已重新建設起來了，不過我告訴您:一大片塵土遮天沒地！”克雷默爾:“他們把我兒子奪走後，我想:現在往何處去呢？向東，向西，還是留下呢？我決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軍人和修工事的隊伍通行———往東去呢？據我所知———裝腔作勢再打幾個月或一年他們還是能的。我於是就留下，待在家裡，直到二(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留在該市的某些人士簡稱為‘二’———筆者)。這一天發生了那次空襲，在這次空襲中有許許多多人神經失常或幾乎神經失常。我鑽進對面啤酒廠的地窖，心裡想:世界要毀滅了，世界要毀滅了。坦率地說，教堂，我這個人從一九一四年我十二歲起就再也沒有進過，再也不信教士說的那一套，就連納粹表面上(著重點非筆者所加)反對教士時也沒有將他們贊成:因為後來我畢竟學到了不少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儘管大部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個不懂事的黃丫頭———我告訴您，我當時做起禱告來。這些又都冒出這些來了:《萬福馬利亞》，《主禱文》，甚至還有《上帝保佑》———只是一個勁兒地祈禱，別無其他。是這個我們經歷過的一次最嚴重、最厲害的空襲，整整持續了六小時四十四分。啤酒廠地下室的天花板有時也有點活動，像一頂帳篷幾乎被狂風吹得晃晃悠悠———而這一切都是針對一座居民幾乎已全部撤離的空城，沒完沒了，鋪天蓋地，躲在地下室的只有六個人，兩個女的，一個帶著一名三歲男孩的‮婦少‬和我，她害怕得牙齒格格地作對兒廝殺———常在書上讀到的牙齒格格地作對兒廝殺的樣子，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這完全是一種機械動作，她本人不由自主，也不知道———她最後把嘴都咬出了血。從地上我們撿了一塊光滑的木片———可能是箍桶板上掉下來的———進她嘴裡，我想，她快要瘋了，你也快要瘋了———聲音其實並不太大，只是震動，有時天花板像一隻破皮球，一會兒鼓一會兒癟。小男孩睡著了，他睡著了，困了，在睡夢中微笑著。在此處還有三個男人，其中一個年紀大的是倉庫管理員，穿著衝鋒隊制服———而這是在二！———嘿，他嚇得滾，真是拉了一褲子屎，像篩糠似的直哆嗦———一他又了褲子，然後跑了出去，一心想出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訴您，他們後來連他的一毫都沒有找到。這樣，還有兩個年輕人在那兒剩下了，身穿便服，德國人，我想他們準是開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礫堆裡，遇到這場空襲就害怕了；起先他們一聲不吭，臉煞白，當那個老頭跑出去後，突然間，他們———哎呀，現在我已經六十八歲了，把當時的真實情況我講給您聽，真叫人難以啟齒，那時我四十三歲，那個年輕婦女———我後來再也沒有見過她，那四個人都沒有再見到，那兩個年輕人、那個孩子都沒有———或許那個年輕婦女有二十八九歲———嗯，這兩個年輕人，至多二十二三歲，突然間———叫我怎麼說呢？死皮賴臉或獸發作，不，這樣說都不符合事實。自從他們把我的丈夫在集中營裡折磨死以後，我已有三年沒有再理睬過別的男人了———嗯，這兩個人，他們沒有襲擊我們，不能這樣說嘛，而我們也沒有反抗，他們沒有強姦我們———不管怎樣，有一個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房，脫掉我的褲子，另一個走到那個‮婦少‬面前，從她口中取出木片，吻她，我們於是就在那兒幹上了，隨您怎麼說，在我們中間是那個睡著的孩子，您聽了準會覺得太不像話，可是那種情況您無法想象，一連六個半小時，飛機扔炸彈，航空水雷和六千多顆烈炸彈———我們同舟共濟，我們四個人，那個小男孩在我們中間躺著，我一直還能到那個挑中我的年輕人吻我時滿嘴塵土，我也覺到我嘴裡的塵土———大概這些都是從搖搖晃晃的天花板上落下來的———我是多麼快樂，我還能到，心情已平靜下來，繼續祈禱。我還看見那個‮婦少‬突然變得十分安靜，把伏在她身上的那個小夥子額上的頭髮用手掠開，含著笑注視著他。我也把我那個小夥子額上的頭髮掠開，含笑注視著他。事後，我們又穿好衣服，稍許整理一下，默不作聲地坐著，不約而同地我們把我們包裡的東西都拿出來，有香菸和麵包，一些醃煮食品，醃黃瓜和草莓醬是那個年輕女人帶的———我們把東西放在一起吃，也不說一句話，我們好像事先講好彼此不問姓名似的———不說一句話，我們口中的砂子真牙磣，我口中有那個小夥子嘴裡的砂子，他口中也有我嘴裡的砂子———後來轟炸停止了，大約在四點半左右。四周安靜下來，但不完全。不知什麼地方還有轟隆隆的聲響，有房屋倒塌的聲音，有炸彈爆炸的聲音———六千來顆炸彈嘛。好吧，我說安靜下來，是指飛機不來了———我們都跑出去，各走各的路———臨別時一句話也沒有說:哎呀，我們眼前塵土遮天蔽，濃煙滾滾，烈火熊熊———我昏了過去，幾天後在醫院裡甦醒過來，一直還在祈禱，不過這是最後一次。我真運氣，沒有被他們埋掉，您知道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麼？還有，您知道啤酒廠地下室後來怎麼著？塌了，我們離開兩天以後就塌了———我想是由於拱頂繼續像只皮球一鼓一癟，終於最後塌方了。我去過那兒，因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麼樣了:蕩然無存，蕩然無存———連一堆像樣的瓦礫都沒有。美國人，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就來了。’”我們知道汪夫特被疏散走了。顯而易見，苦頭她吃了，受了罪(筆者無法斷定，由於她不說，究竟是客觀上還是僅僅主觀上吃苦遭罪)。她只說了一個詞:“施奈德米爾”至於克雷姆普，我們知道他為了保衛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旁死去，斷氣時嘴上可能還掛著“德國”這樣一個詞呢。

亨格斯博士(自己談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了一個村莊，我們確有把握當地的農民不會出賣我們。我們假扮做林業工人，住在一間小木屋裡，卻有像老爺一樣的伙食，照顧；那些忠於伯爵家族的娘兒們不僅不拒絕陪我們尋歡作樂，而且主動送上門來。坦率地說，巴伐利亞的愛方式我覺得太魯，我向往萊茵區的細膩，不僅是在這個方面的。由於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一九五三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過那時候清查戰犯的工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在韋爾他坐了三個月的牢，在他出獄後不久重新參加了在這個方面。我寧願在政治上不再出頭面，而只想貢獻我的湛的語言文學知識。”老霍伊澤:“我的房產我捨不得丟下一走了之。我不僅買下了格魯伊滕的房子，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還買了政治上遭到極大危險的人的兩幢房屋。您如果願意的話，可以稱之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這兩幢房子從前是猶太人的家產，由兩個老納粹分子賣給我是合法的，有支票和公證，完全合法———這個是正當的產權轉讓———有哪一條法律止買賣房屋？二那天我沒有趕上，因為正巧我下鄉去了———但我看到了塵霧，在四十公里以外———黑壓壓的一片———我第二天騎自行車趕回來，發現西城區的一幢房子仍完好無損，英國人來了後，我才不得不從那兒搬走。他們原來不讓自己想要以後居住的市區受到破壞。萊尼和洛蒂她們把我撇在一邊，一點也沒有向我透她們在墓室裡設立的小蘇維埃天堂。不，我這個老頭子她們不願要———我畢竟年已花甲了。我子十月過世以後，落蒂的行徑相當惡劣。她帶著孩子們在城裡，先是住在親戚家裡，後來同瑪格蕾特那個娼婦在一起住，之後住在人家裡，目的是不被疏散。為什麼？因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國防軍倉庫在什麼地方，她具體都知道。搶劫位於前加爾默羅會修道院附近的倉庫時，當然沒有給老公公打招呼。沒有，他們用手推車推，用麻袋裝，用自行車和已被燒壞停在街上但還能推著走的破汽車拉，把黃油、雞蛋、香菸、燻豬、咖啡和衣物等洗劫一空———他們甚至迫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具罩煎荷包蛋吃，還有燒酒和他們想吃的東西———法國大革命時縱酒狂歡的場面就像這樣，而且是婆娘們領頭，我們的洛蒂就像凶神惡煞似的一馬當先！真正的戰鬥發生了———因為城裡還有德國兵。這些都是我後來才獲悉的。我真慶幸自己及早搬出了那幢住宅，因為她們不久以後不得不離開墓中的蘇維埃天堂，胡貝特開始同洛蒂亂搞，那裡簡直就像是院。你認不出洛蒂了，這個女人一向冷酷無情、尖酸刻薄，可那時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像是變了一個人。對她的那套社會主義奇談怪論，在戰爭期間我們都容忍了，儘管她當時講的有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危險的。她還把我兒子威廉拉到這種赤胡言亂語中去，這叫人痛心，但我們原諒了她，因為她算得上是一個賢良母。可是到了後來，大概後來在三月五那一天，她以為社會主義已爆發，要分配所有一切了，動產和不動產，所有一切。確實她有一段時間擔任房管局的領導，起先是篡位，因為當權派都逃走了，後來是合法的，因為的確她從來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麼說，她掌握大權一年，把一幢幢空著的別墅分給人住，那些人連水馬桶也不大會用，用浴缸養鯉魚，洗衣服，在浴室裡做甜菜醬。後來人們確實發現有些浴室裡有半浴缸甜菜醬。這種社會主義和民主的混淆幸而為時不長，她又老老實實地官復原職，當她的小職員。但她在大肆掠奪的那些子裡，卻同那一幫人住在他們的墓天堂裡，攜兒帶女。她雖然知道我的住處，完全知道，但她並沒有向我說過一聲。

不，謝是本談不上的，可您仔細看看，也多虧我們呢，連她的命。我們只要吱一聲，反映一下她對戰爭和戰爭目的說過的話，‘亂彈琴’只要提到這幾個字，她就會被抓走，坐牢或進集中營，或許還會被絞死呢———哪裡會有後來的事！”還有人也許想知道，b。h。t。由拉黑爾授意在小便上做手腳，並沒有失敗，一直到最後都取得了成功。不過———這對他已無用了:他一九四四年九月底應徵入伍，被編入一個胃病營，儘管胃潰瘍患者的飲食不同於糖病人。b。h。t。還參加過幾次戰鬥:阿登高地攻勢，許特森林戰役，在一個叫維爾倫的地方附近被美軍俘虜，而且不排除這種可能:他曾同變成凱佩爾的施勒默“並肩戰鬥”過。b。h。t。不管怎麼說，在戰爭結束時呆在蘭斯附近的美國俘虜營裡“與大約二十萬名各種軍階的德國軍人一道，我可以對您說，這個並不令人高興，與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食情況也好，尤其是———您如果允許我這樣說———在希望有女人做伴方面———情況真糟糕。”(此話使筆者到意外。在兩問題上他原以為b。h。t。要求並不強烈。)關於格魯伊滕的情況向範多爾恩打聽了，雖然使筆者到為難，但為了清事實真相，一些小心翼翼的試探，他還是作了，結果引起她對洛蒂的連聲辱罵。顯而易見“某些事情”引起了範多爾恩對洛蒂的妒忌。

“到他回家我還沒有回，不然的話，我完全可以肯定，他會從我這裡尋求並得到她奉獻給他的安，我雖然比她大十三歲。可是當時我已到了萊茵河對岸，幾乎可以說過了伍珀河，在威斯特法倫這個偏僻的小地方，當地的老百姓認為我們萊茵人講究吃喝、嬌氣十足、道德敗壞，對我們不很友善———而美國人四月中旬才到我們那裡，您想象不到，要到河西來當時有多困難，本是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兒呆到五月半，而胡貝特五月初就回來了，顯然他一回來就爬上了這個洛蒂的。生米等我回來時已成飯。為時已晚了。”洛蒂:“我有時把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初這兩段時間混淆。頭緒紛繁，事情太多，即使我們這些當事人也說不清楚。當然羅，施尼勒巷加爾默羅會修道院附近的搶劫我參加了，不少東西儘可能拿走，而且那時我就打定了主意，寧可要佩爾策幫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幫忙。有多少問題要我們解決呀！我還得從那幢房子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萊尼，但還有幾天她就要臨盆，我們可不能讓她一個人留在那裡，於是我們一起搬進了佩爾策命名的‘墓中的蘇維埃天堂’。她孩子的父親現在是個俄國人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卻愚蠢地說是另一個人，因為她從一九四四年九月或十月起就領到母親配給卡———這是瑪格蕾特給她搞來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個死在野戰醫院的軍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們倆做得太倉促了，沒有了解這個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婦之夫———這會引起同此人老婆發生糾紛，我認為是不愉快的糾紛:不能把這種事加在一個死人身上嘛！嗯，我三月中旬以後為軍政府領導房管局時就糾正了。我們掌握了公章這種玩意兒，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部門有關係，這樣我們就給了孩子真正的父親:波利斯利沃維奇科爾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部門都擠在三個辦公室裡，要給這個可憐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萊尼孩子的父親身份，一切都辦妥了，可不是容易辦到的事。這些都是‘二’以後的事了，那幫德國白痴已通通滾蛋，他們在六那一天還在城裡吊死逃兵，最後才撤走並炸燬了身後的橋樑。隨後美國人才來，我們終於可以離開墓中的蘇維埃天堂回家了。但美國人對混亂的局面也一籌莫展，看到這座城市成了什麼樣子，叫他們一定也大吃一驚。我還看見他們當中有些人，特別是幾個婦女，在大教堂旁邊的飯店門口站著掉眼淚呢———突然間，什麼人都冒出來了:藏匿的俄國人，德國逃兵，南斯拉夫人，波蘭人，俄國女工，集中營逃犯，一些躲藏起來的猶太人———誰好誰壞，誰屬於哪個陣營，屬於納粹分子和非納粹分子等等而美國人又怎能分清呢？，也許他們原來想得比較簡單，有點過於簡單了；實際情況並不像他們的幼稚頭腦所想的那麼簡單。分類排隊通通得等到胡貝特回來，大約是五月初，已經稍有眉目了事情，我說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瞞您說———我用公章和證明給有些人行了方便；本來嘛，幹什麼用呢，公章和證明？比方說，胡貝特回來時穿著一套意大利軍服，這是幾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戰壕和地鐵坑道的夥計送給他的；他們經過了深思慮，認為以德國囚犯的身份往西去太危險，因為還有一些納粹老巢在柏林和萊茵河之間，會把他們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她又顯得太年輕，他四十五歲，會被俄國人、英國人或美國人關進戰俘營。他於是就裝成意大利人，萬無一失這當然不可能保險，但很聰明，因為他們對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馬上就吊死，而關鍵正在於:不一定馬上被吊死或槍斃，難就難在這裡。後來他穿上意大利軍服，口口聲聲‘德國話的不懂’，順利過了關———不過，如果身穿意大利軍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兒被查明是德國人，當然那就要吃不了兜著走了！這有可能掉腦袋。得啦，他成功了，到這裡時高高興興，真是高高興興，那種高興勁兒簡直前所未見。他對我們說:‘孩子們，我的後半生我已決心微笑地度過了，微笑地。’他和我們大家一一擁抱:萊尼，波利斯，對他的外孫高興得要命，他還擁抱了瑪格蕾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擁抱了我，並對我說:‘洛蒂，你知道我喜歡你，有時我想，你也喜歡我。幹嗎我們不在一起過呢？’就這樣，我們住了三間屋子，萊尼、波利斯和他們的孩子也住三間，瑪格蕾特住一間，廚房公用；這麼多通情達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沒有種種不愉快的事了。我們應有盡有，從施尼勒巷光榮的德國國防軍倉庫裡繼承的全部東西，不少藥品還是瑪格蕾特從野戰醫院來；我們覺得，最好讓胡貝特把意大利軍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給他搞到一張意大利證件，他從軍政府那兒領到了一張證件，用的是一個意大利名字:曼佐尼。這個名字是波利斯給他起的。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是這個，他想必讀過這個曼佐尼的一本書。把他說成是被開釋的德國囚犯也不行，因為其實他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國人對這種事情是相當計較的，讓真正的刑事犯逍遙法外，他們也不願。我們怎麼能使他們明白，其實他就是一個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還是冒充意大利人盧伊季曼佐尼與我同居。該死的，你得注意別落進任何一個營，哪怕只是一個遣返營。最好別去。你永遠也搞不清楚最後會被送到何處去。這樣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倒也太平無事，美國人那時已不再那麼嚴格，非要把德國人都送進某一個營不可了，不久以後英國人也來了，我同美國人和英國人相處得不錯。當然，我們為什麼不結婚，有許多人不大清楚？我是寡婦，他是鰥夫嘛，有人說，我是因為撫卹金而不結婚的，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我只是到厭倦，我就是這樣說的，我不願像一對夫那樣確定關係。今天我到後悔，因為我的孩子後來完全落入了我公公的掌心。萊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結婚，波利斯也一樣，但辦不到，波利斯因為什麼證件也沒有；他不願聲明自己是俄國人，雖然當時有些不錯的工作，但在違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測的情況下大多數人被強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裡去；他通過瑪格蕾特搞到了一張德國士兵證，士兵證上所用的名字是阿爾弗雷德布爾霍斯特，不過此人是一個二十四歲的身體健康的德國人，只是有一點營養不良，您知道，等待他的命運將是什麼嗎？辛齊希或維克拉特———這我們也不願意。您知道，這也不保險。大部分時間他待在家裡，您真該看看他們倆帶著小兒子如何生活:就像神聖家庭。女人分娩後三個月以及懷孕第六個月起不能碰的信條是他堅持的———有半年他們像馬利亞和約瑟那樣生活，當然有時接個吻，此外就只是圍著孩子轉！他們嬌慣他，寵愛他，兩人都唱歌給他聽。後來，那已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了，他們每天傍晚到萊茵河畔散步，不用說直到宵時間才回家，這樣做未免早了一點。我們都警告過他們，胡貝特、我、瑪格蕾特，大家都勸過，但他們不聽，每天晚上去萊茵河畔。那兒的景也確實很美，胡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們一起去，我們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體驗十二年來其實已不曾有過的東西:和平。沒有船隻在萊茵河上航行，船的殘骸到處都是，橋都炸壞了———只有幾條渡船和美軍浮橋———您知道嗎，我有時想，最好是別再在萊茵河上造橋了，就讓德國西部永遠成為德國西部算了。是啊，後來並非如此———波利斯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他六月的一天晚上被一支美軍巡邏隊抓住了，身上糊里糊塗地帶著那張德國士兵證，毫無辦法:我認識的那些美國軍官幫不了忙，瑪格蕾特的美國朋友幫不了忙，我甚至去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部複雜經歷講給他聽，但也無濟於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是被美國人抓走的，會作為阿爾弗雷德布爾霍斯特回來———只要他不願回蘇聯。這樣一個美國戰俘營，當然不是什麼天堂的了———我們哪裡知道，美國人在夏天開始把德國俘虜移———也許可以說是賣給法國人，因為他們要求用美元償付食宿費———波利斯就這樣到了洛林一家礦山，身體受到了極大摧殘———不錯，多虧萊尼，或者說，多虧萊尼典賣房產，這個小夥子才沒有餓死，但也並不壯實———於是———萊尼那種樣子您真該看看:她立刻就騎上一輛自行車走了。她將各區跑遍了，甚至越過邊境，到了薩爾區、法佔區，前往比利時，又折回薩爾區，從那兒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營，向司令官打聽她的阿爾弗雷德布爾霍斯特的下落，為他求情，既勇敢又頑強。我告訴您，她不知道，大約歐洲有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德國戰俘；她騎自行車出門，一直到十一月，有時回家一趟將生活用品補充，就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單憑一張德國身份證怎麼能跨越所有邊界，她也從來沒有對我們講過，只是有時給我們唱她反覆唱給兒子聽的那些歌:‘今宵聖誕佳節，窮人在屋內坐著，室外寒風凜冽，室內冷冷清清，親愛的主耶穌，來看看我們吧，你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哦，她都唱些什麼呀！聽了叫人掉淚。她幾次穿過艾費爾山區出境，走遍阿登高原，又折回德國，從辛齊希到那慕爾，從那慕爾到蘭斯，再到梅斯，又去薩爾布呂肯，並且再一次過境去薩爾布呂肯。以一張德國身份證為憑證，在歐洲這個角落裡東奔西跑，可不是鬧著玩的，不好會丟掉命———喲，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科爾托夫斯基，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布爾霍斯特———哪個名字隨便挑了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她在公墓裡找到了他，不是墓中的蘇維埃天堂裡，不，是在一個墳墓裡找到了他。他死了，死於洛林某地位於梅斯和薩爾布呂肯之間的一次礦井事故———她剛好滿了二十三歲她剛好滿了，嚴格地講，她已經是第三次守寡了。從此以後，她真變成了一尊雕像，晚上每當她給孩子唱他父親生前非常愛聽的歌時，我們都心如刀割，五臟俱焚:久天長祖先的墓碑，我們今天在碑旁圍坐著，好似異教徒憂愁悲傷，在我們身上雪花冰涼的落著，雪花定要從天降，歡你下凡，雪花，在天上你也沒有地方“接著，突然聲音變得調皮起來:‘馬哈果尼好地方，空氣清新又涼，既有女人和馬，還有撲克威士忌。馬哈果尼碧空月，今照得人歡暢，一大堆兜裡的鈔票，管叫你這大笨嘴兒哈哈笑。’———之後，聲音突然變得高亢雄壯，叫人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時候，常救我脫離人間的喧囂和苦惱，我平安無事地在園林的花叢中游玩，天堂的和風吹拂著我的面頰，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滿心歡暢，令我心花怒放。’這些我再過五十年也背得出來。她唱，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幾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幾次，您想想:萊尼唱這歌時用的是純正的、一本正經的標準德語，而她平時只說她那乾巴巴的萊茵方言。真的，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個小夥子忘不了，我們大家，都忘不了連瑪格蕾特也忘不了。萊尼每當在那兒朗誦和唱歌，特別是給她的小男孩朗誦那首萊茵河之歌時，瑪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總是看不夠聽不夠是啊，她年輕時是一個了不起的姑娘，現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我認為她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至於後來那孩子出了問題，責任並不在她，而是怪那幫壞蛋，其中包括我那兩個混蛋兒子，‘霍伊澤一家’———他們壞透了，特別是我公公老霍伊澤。每次他來收房租，三間屋子收我們四十六馬克十五芬尼，胡貝特都叫他極不自在———胡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樣笑，每次都這樣———他們到最後只是書信往來，而老霍伊澤又斤斤計較，說什麼按規矩房租應由房客送房東，而不是讓房東去收———好吧，胡貝特於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別墅去———他在那兒也能像魔鬼似的笑，老霍伊澤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將房租改為郵寄。胡貝特在這種情況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應該、收還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匯費不能硬要他花費，或者哪怕是通過郵政支票帳戶郵匯，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工，這確實不假。嘿，他們真的一起上了法庭，這場官司胡貝特打贏了，霍伊澤於是只能從中選擇:要麼到我們家來，要麼在自己家裡聽魔鬼的笑聲。有三年零四個月之久他每月一都將這種笑聲聽到，後來他才想出主意，請人代收———不過我告訴您，這種魔鬼的笑聲，霍伊澤至今仍刻骨銘心，但今天萊尼卻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只要我們有一點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萊尼折磨得要死，攆她出門。(嘆氣，喝咖啡，菸———請參看上文———‮摩撫‬剪短的灰白頭髮。)我們的幸福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貝特格魯伊滕慘遭不測，一命身亡———簡直是胡鬧，從那時起我再也不願見佩爾策這個人，不想再聽到他的情況，真的不想，太惡劣了。此後不久，也奪走了我的孩子，老頭子不肯放手，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奪走我的孩子。他說我同每一個當時住在我們家裡或者只是來看望我們的男人亂搞，先讓他們去慈善機關，後來再把他們領走；他甚至懷疑我同可憐的海因裡希普法伊弗亂搞，這個可憐蟲當時還沒裝假腿，要去醫院或民政局時就在我們家住。我們不得不把房間轉租給別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鬆口———真不湊巧，慈善機關的那個女人來過幾次，可以說經常來，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該死，您想什麼都可以，真該死，她有三次發現我和一個漢子在一起，有兩次，按照她的說法“是情況曖昧一清二楚’，我說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夥伴，有時來將我們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發現我‘情況曖昧’，波加科夫當時穿著襯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鏡子刮鬍子，一個臉盆在窗臺上放著。她在她的報告中寫道:‘這種情況說明一種親密關係，對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錯，庫特當時九歲，維爾納十四歲，那樣做也許不合適，特別是因為我本不愛波加科夫，甚至談不上特別喜歡他，我們只是逢場作戲而已；他們當然也盤問了孩子———此後我就失去了他們，永遠失去了他們；他們離開我時還哭了一通，可是後來他們從修女那裡搬到他們祖父家以後，就再也不關心了我的死活；在他們眼裡我不僅是個‮子婊‬，而且還是共黨分子等等。不過有一點必須承認:他讓他們念高中，上大學，還拿著格魯伊滕當年送給庫特作見面禮的那塊地皮大做投機買賣———今天，事過三十年之後，這塊地皮上有四個住宅群，底層是店鋪，三百萬是足足值的，單是租金就足夠養活我們所有人，包括萊尼在內，而當年送給庫特時人們只當它是個鍍金的茶杯———當然這比一個為了總共掙一千一百一十二馬克月薪，天天起早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盡的老母親強得多。有一點得承認:我就不會像他那樣巧幹，不會那樣幹。至於那個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對頭。胡貝特不幸慘死以後，我憂愁悲傷，心力瘁，正碰上可憐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國，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將憂傷的歌唱著，像波利斯一樣———天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過幾次一起上逢場作戲。我後來還是打聽出來了，原來是霍伊澤向德國輔助警察告發，說我們有一個黑市倉庫。他對沒有從施尼勒巷撈到什麼一直耿耿於懷。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討厭的德國探子就找上門來，自然找到了我們藏在地下室的東西:燻豬、鹹黃油、咖啡、香菸，還有大批襪子和內衣———統統沒收，本來這些東西還足夠我們富富有餘地用兩三年哩。不過有一點他們無法指責我們:我們從未在黑市上賣過一克東西，至多搞過幾次換，甚至還送掉不少，這都是萊尼乾的。我們的英美朋友一點也幫不上忙，這事是那些德國密探經手的，他們甚至還把我們的家抄了。在萊尼的房間裡找到她那幾張可笑的‘全校最標準德意志少女’證書。確實有一個傢伙想去告發她，憑這幾張她十歲和十二歲時得到的狗證書說她是納粹分子，不過此人碰巧被我看見穿過黨衛隊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閉口不說了。不然萊尼可就麻煩了:你怎麼能向英國人或美國人說清楚，得到‘全校最標準德意志少女’證書並不等於就是納粹呀？那時佩爾策確實很義氣，從施尼勒巷搞到的東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點，沒有被人告發，當他聽說我們的東西統統被沒收了，就自願拿出了一些東西。一不要錢，二不要回報，很可能是為了博取萊尼的歡心。不管怎麼說，這個惡比老霍伊澤要好一些。我是後來，很久以後，我想已經是一九五四年了，才從一個警察的口中聽說，原來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們告發了。”赫特霍尼(筆者這一次請她到一家高級時髦的小咖啡館見面，不僅是有意獻殷勤的，而且也想使自己菸不受任何內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爾默羅會修道院裡熬到了戰爭結束，躲在前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裡。

“從前那間地下室大概是給修女關閉用的。對那次搶劫我一無所知。二那天，我只是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陣可怕的低沉的隆隆聲，經久不息，真夠嗆，距離不過很遠，我死也不肯離開地下室，直到我確知美國人已到來。我害怕，那時候有多少人被槍殺和吊死啊！我雖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證件，但我怕某一個巡邏隊會產生懷疑，開槍把我打死。我在那裡躲著，後來只剩下我一人，聽憑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美國人真的來了，直到我聽說了，我才出來口氣，掉下了眼淚，悲喜集:喜的是將解放來了，悲的是這座城市毫無意義地被徹底摧毀了———後來，當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橋樑都被破壞時，高興得我又掉眼淚:萊茵河終於又變成了德國的邊界，終於又———這可是天賜良機，不能放過———橋，不再造了，只讓渡船來往行駛，嚴加檢查。哦，我馬上與美國軍事部門聯繫，打過幾次電話後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軍上校，在英佔區和法佔區之間獲准自由往來，而且我有幸幫過萊尼兩三回，使她擺脫相當不愉快的處境，她當時正天真地轉來轉去，尋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就領到了營業執照，租了一塊地皮，搭起幾間溫室，開了一家花店，並且把格魯伊滕家的萊尼姑娘馬上請來店裡工作。對我來說我領取營業執照和新身份證的時刻是個重要關頭:究竟是恢復薩爾路易的艾莉馬克思這個名字好呢，還是繼續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這個名字？我決定繼續用莉安妮赫特霍尼這個名字。馬克思是我的護照上用的名字，別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這家有名無實的鋪子要好吧？”(筆者彬彬有禮、心悅誠服地證實這一點。)“這我會記住的，真正不錯的是這裡的花式小點心。某些知情人現在談談對您稱為‘墓中的蘇維埃天堂’的情況:這個天堂，我們也曾被邀請進，格龍奇和我，但我們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為陵園位於老市區和郊區之間，正是飛機扔炸彈的中心地區，至於死人在這個天堂，沒有什麼叫我到不安的裡，人們畢竟在地下墓窟裡聚會，舉行慶祝活動，已有好幾百年曆史了。我認為加爾默羅會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邊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證件讓巡邏隊隨便來檢查吧，可是待在陵園的墓裡，又會引起懷疑了。到頭來，你再也拿不準什麼身份最保險了———潛伏的猶太人，潛伏的分離主義者，沒有開小差或開小差的德國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裡到處都是逃兵，在他們附近一點也不舒服，動不動就開槍，雙方都這樣。格龍奇也同樣害怕，他四五十年來可說難得離開陵園。這時，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離開陵園，到鄉下去住了一段時間，最後在什麼地方甚至參加了人民衝鋒隊。他說得對:在那段時間裡，任何一種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護。我的座右銘則是———現在可別輕舉妄動，帶上還過得去的證件找個地方隱蔽起來，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這對我來說可不容易，說實話，因為那裡有的東西是我們做夢也不敢想的———搶劫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參加，因為這當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搶倉庫時德國人還正經八百地把這座城市統治著，我不想背這個罪名，即使只有兩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當時我四十一歲，我想活，在最後幾天不想還拿這條命去冒險。所以，我不聲不響，在美國人進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說戰爭已結束或打敗了。自從頭年十月起，標語傳單上白紙黑字寫著:全體德國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懲治製造恐慌情緒的人、失敗主義者、悲觀論者、敵人的走狗———而這種懲治只有一個名字:死。他們簡直是越來越瘋狂了，某地有個婦女洗好單在外面晾著，他們就把她槍殺了。他們以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機槍朝窗子裡亂。不，寧肯餓肚皮再等幾天，這就是我的準則。二空襲後這種大肆搶掠———我認為太危險了，再把東西拉到陵園去，那是有生命危險的，無論如何，這座城市還在德國人手裡，他們聲稱要進行防守。等到德國人終於撤走以後，我就不再猶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國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國朋友聯繫；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並領到第一張花店營業執照。在老格龍奇還沒有回來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設備，把付給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個帳戶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來時，就一絲不苟、有條有理地把花場移給他，自己另行開店。接著佩爾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來了，他雖然八面玲瓏、面面俱到，但還是需要一張清白證明。是誰給了他清白證明呢？是誰在非納粹化法庭上替他說了好話呢？是萊尼和我。是的，我們幫他過了關，我這樣做違背了兩條信念，一是違背自己的良心，因為不管怎麼說，我認為他是個無賴；二是違揹我的商業利益，因為他必然會成為我的競爭對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競爭對手。”說到這裡，提供情況的赫特霍尼突然顯得十分蒼老，近乎老態龍鍾，先前繃緊的臉皮突然鬆弛下來，擺著茶匙的那隻手舉棋不定，聲音在顫抖，幾乎在震動。

“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幫他過關是否對頭，不過您要知道從十九歲起到四十二歲我一直受迫害，從埃吉丁貝格戰役到美國人進駐，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種族上的，政治上的，隨您怎麼說———佩爾策是我有意選擇的，因為我想:在一個納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個為非作歹、腐化墮落的納粹分子手下則尤其安全。我知道人們對他的種種議論，格龍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況介紹，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嚇得面如土，並且把他那個確實無辜、對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的子和他那兩個確實可愛的兒女也帶來了。他的兩個孩子年齡在十歲到十二歲之間，很討人喜歡，他那個面蒼白、有點歇斯底里、完全被矇在鼓裡的子也使我到難過。他問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後議論或指出，他對我或別人做過哪怕是一件極小的不近人情的事？無論是在場內場外，一個人是否應當原諒和忘記———他是這麼說的———年輕時的罪過？他很機靈，沒有向我行賄，只將一點小小的壓力施加，提醒我，他曾收我參加花圈翻新組，也就是說，當我做心腹朋友———他當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並不怎麼幹淨，因為把偷來的花圈收拾乾淨，甚至連緞帶也加以利用，這可不是的什麼光彩的事———嗨，最後我心軟了，給他開了清白證明，請我的法國朋友為我擔保等等。他對萊尼也是這樣乾的，萊尼政治上那一陣兒正走紅運，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樣，她們倆有可能飛黃騰達———可萊尼就是那樣的人，她無意向上爬，佩爾策提出和她合夥經營———我後來也向她提過———隨後又提出和她父親合夥經營，但父女倆都不幹。他完全裝作是無產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勸萊尼給佩爾策他所要的‘東西’，即那張清白證明。她這樣做了，當然不要任何回報。這已是波利斯死後的事了，那時她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給他開了清白證明———和我一樣。他這樣就得救了，因為我們倆說話還是有點作用的。如果您問我是否後悔，我既不說不後悔，也不說後悔，也許後悔更不說了，我只說:一想到他的命子掌握在我們手心裡，我就到十分噁心———您明白嗎？掌握在我們手心裡，憑一支鋼筆、一張紙，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幾個電話，那時候真是一個荒唐的時代。萊尼有點傾向於德國共產黨，而非納粹化法庭就有一個共產黨的人，等等。總之，我們洗刷了他，關幫他過了關———我還得說，不管他平時做生意多麼善於投機取巧，不管他多麼心狠手辣、為非作歹，但他沒有再成為法西斯分子，即使後來這樣做大有好處或重新有好處時，他也沒有幹，不，從來沒有。這一點必須承認，他這一點必須承認，他也與我競爭，從來沒有采取不正當的手段，同格龍奇也沒有，這應當承認。儘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子曾在我們手心裡掌握，我就到十分噁心。最後，連伊爾澤克雷默爾也一起幹了———她被佩爾策說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據可查，她的話像萊尼和我的話一樣有分量，儘管有我們兩人證明就足夠了，但他還想要她開一份清白證明，並且也拿到了這份證明———對什麼克雷默爾這個婆娘都滿不在乎，對佩爾策的提議，對我的提議，對這時重新出頭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著。她腦子裡只有一句話，當時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幹了，我不想再幹了。’同她過去的同志來往是她更不想的———她稱他們為臺爾曼分子，是他們在法國出賣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條約生效的那一年半時間內，他丈夫或情人從一開始就反對這個條約。嗨，怎樣了，伊爾澤克雷默爾後來的情況？仍舊做小工，先在格龍奇手下，後來終於又轉到佩爾策手下，我然後把她請到我們店裡來，與萊尼一道幹我們戰時幹過的活:修飾花圈，扎花圈，扎花，上緞帶，一直幹到退休。不知怎麼，我總到她們倆好像是一種活生生的譴責，她們雖然既沒有這樣想過，也沒有這樣說過，或者哪怕只是暗示過。她們無利可圖，好處是得不到的，情況仍然一如戰時———克雷默爾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時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甚至還不如戰時的。她們一如既往來上班的，圍著頭巾，帶著黃油麵包和袋裝咖啡粉。克雷默爾幹到一九六六年，萊尼幹到一九六九年，她幸虧參加了三十多年保險，可是她一點也不知道，我也不讓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養老金保險費，私下另外款，如今好讓她至少有一點什麼。她身體很好———不過，她如果真要靠養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許多一點或少一點。您明白嗎，我———毫無道理地———到她是一種活生生的譴責？我雖然是她從未責怪過的，只是有時跑來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錢，因為別人想要扣押她心愛的東西。我這個人能幹，善於經營管理，甚至會搞合理化，我把我的連鎖店牢牢抓在手裡並且進一步擴展———可總有什麼事使我十分傷心。是的。還有，我未能幫助和搭救波利斯擺脫荒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當成德國兵抓住，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礦井事故中死於非命！為什麼？我在這件事情上為什麼無能為力呢？我不是在法國人那裡有要好的朋友嗎？只要我開口把他們求助，他們不僅會出一個波利斯，甚至可以放出一個德國納粹分子。可是，等到終於打聽明白他已不在美國人手裡，而是落到法國人手裡時，已經太晚了，他已經死了———他們連他冒用的德國名字都不太清楚———究竟他叫貝爾霍斯特、伯爾霍斯特、布爾霍斯特，還是博爾霍斯？無論是萊尼還是那個瑪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搞清楚為什麼要去呢？對她們來說，他就是波利斯，當然她們沒有仔細看那張德國士兵證，更不用說記住那個名字了。”為了將有關墓中的蘇維埃天堂的確切情況獲得，需要找一些人談並進行大量調查。它的存在時間，儘管如此，仍可以具體確定為:從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至三月七，波利斯、萊尼、瑪格蕾特、洛蒂、佩爾策以及洛蒂當時五歲的兒子庫特和十歲的兒子維爾納七人，在中央陵園內一套完整的地下“墳塋體系”(佩爾策語)中生活。從前，波利斯和萊尼的“會客”一直是在地上博尚普家族小教堂裡度過的，如今就不得不“轉入地下”(洛蒂語)了。佩爾想出了這個主意，可以說他提供了心理據。他一如既往地再次(而且不是最後一次)熱心地接待了筆者。我們在他那間緊挨著花圈陳列室的活動室裡，坐在可轉動的嵌入式酒櫃旁邊，用摻蘇打水的威士忌他招待客人，並準備好一隻大煙灰缸，有一箇中等大小的月桂花環那麼大。作為一個歷經截然相反的歷史時期而安然無事的過來人，使筆者到吃驚的是他的憂鬱。年已古稀，每週照舊打兩場網球而不怕有心肌梗的危險，每天清晨堅持在林中跑步“到了五十五歲那把年紀”(佩爾策對筆者語)還將騎馬學會了，並且“私下裡說(佩爾策對筆者語)，在男人中說說無妨，聽別人說什麼房事不濟，我可沒有這種體會”就是這麼一個人，筆者覺得他的憂鬱情緒一次訪問比一次訪問更厲害，而且———如果允許筆者得出這一心理結論的話———佩爾策憂鬱的原因頗出人意料:單相思。他一直還在想得到萊尼，他情願“為她從天上摘星星，可她寧可同骯髒的土耳其人亂搞，和我卻不肯溫存一時半刻，這可能全都是為了一件事情，可我在這件事情上完全沒有過錯。究竟我做了什麼呢？您仔細看一看，正是我救了她的波利斯的命。他如果無處藏身，他的德國軍服和德國士兵證又有什麼用呢？是誰知道，美國人對死人和陵墓，尤其是對與死有關的東西怕得要命？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通貨膨脹時期我參加掘屍遷墳工作時就有這種體會，什麼地方美國人都會去搜查，唯獨不會去搜查墳墓———警犬和那一夥也是如此———他們是不會輕易鑽到陵園地下去搜查的。萊尼可不能一個人留下，因為每天孩子都有可能出世，因為洛蒂和那個瑪格蕾特也得躲起來，可不能萊尼一個人留在家裡。我怎麼辦呢？我可是這群人中唯一的男勞力，我的家小在巴伐利亞某地———我既不想參加人民衝鋒隊，也不想當美國人的俘虜。那我怎麼辦呢？我就用坑道把黑裡格爾、博尚普這兩家的墓室同封德策克家的大型祖墳連接起來，真像開礦一樣，支坑木呀，挖坑道呀，挖一段支一段，總共搞了四小間地下室，室內乾燥整潔，牆都是用磚砌的，每間約五平方米，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然後我就接通了電線，從我的花場拉線，距離只有五六十米。我來幾個火爐，為了小孩和懷孕的萊尼，而且———為什麼要隱瞞呢———已砌好但尚未啟用的墓室那裡還有的，可說是給博尚普、黑裡格爾、封德策克這三家保留的地方。這可都是理想的儲藏室。放乾草進去，把墊放進去，還有一個小圓鐵爐，以防萬一———當然是夜裡用，大白天生著爐子，那個瑪格蕾特後來有一次就想那樣幹，那簡直是發瘋———此人對偽裝隱蔽一竅不通。嗯，在幹這偷偷打的活計時，格龍奇幫了我不少忙———所有這些家墓都是我們老顧客家的———但他不肯住進去，在第一次大戰中他險遭活埋，談虎變，不肯進任何地窖和地下酒館，我只好用筐裝好土給他遞上去，叫他下來幹他決不會同意，他也不肯和我們一道住在那下面。在地上住嘛，他不怕死人。可住在地下，他怕自己喪命。風聲吃緊時，他就回農村老家，往西去，在蒙紹和克羅能堡之間，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難怪他自投羅網，當了人民衝鋒隊員，到了他那種年紀還得進俘虜營。總之，大約到了二月中旬，我把墳墓中的這套四居室住宅準備妥當，二月裡很平靜，只有一次空襲，前後才半個鐘頭，扔了幾顆炸彈，幾乎聽不到什麼聲音了。於是，一天晚上，我就帶洛蒂和她的兩個孩子搬進去住，接著來的是瑪格蕾特，如果有人對您說，我欺負過她，那我說:也對，也不對。我們一起待在封德策克家的兩間小屋子裡，洛蒂母子三人在隔壁黑裡格爾家墓住著，萊尼和波利斯嘛，我們給他們保留他們原來的幽會場所即博尚普家墓室，備有乾草、墊、麵包幹、電爐、粉、水、少量菸絲、燃料酒、啤酒———猶如一個地下防空壕。我們那時已經常能聽到從埃爾夫特前線傳來的炮聲，他們還把俄國人送到那兒去修建工事———波利斯的揹包中帶著一套德國軍服，還有同那張該死的士兵證配套的勳章獎章———俄國人那時還在挖戰壕，修工事，他們就在穀倉裡住，看守遠不如過去那樣嚴格了。有一天，萊尼騎著她那輛偷來的自行車把波利斯帶來了，嗨，他穿上德國軍服還真不賴，假繃帶也像回事———他甚至還有一張傷兵證，有大印和簽字，正正經經，他們憑這些通過了警察崗哨，大約在二月二十前後住進他們在陵園中的小安樂窩。果然不出我所料:美軍巡邏隊也好，德國巡邏隊也好，都不敢鑽到墓室中去，在那裡我們住了好多天，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到。為了裝門面，我白天仍在場裡幹活，因為一直在死人，殯葬業務也一直需要辦理，雖然不再那麼隆重，不再鳴放禮炮，不再獻正經八百的花圈，但幾把樅樹枝好歹還需要，有時獻上一枝花———簡直那是發瘋。晚上我先是步行回家，後來騎萊尼那輛偷來的自行車———然後再回到了陵園。霍伊澤家那兩個兔崽子當然叫我們惱火，這兩個小崽子淘氣得叫人無法想象，既刁又狠，學習是唯一能叫他們安靜的，他們想學什麼是一清二楚的:如何賺錢。他們像擠牙膏似的問我怎麼算帳、記帳等等。他們那時就不把自己的母親放在眼裡了，如果當時就時興獨佔產業這種遊戲，我們是可以叫這兩個淘氣鬼安靜幾個星期的。他們當然明白，他們得保持安靜，不能出去，因為他們不想被強迫疏散，不，他們都夠機靈的，可在裡面他們搞些什麼名堂啊！我是說，一定的分寸總該有吧，我是說，對死人總該有些敬畏吧，人人如此，甚至連我在內———可這兩個小崽子一心只想著墳墓中有什麼珍寶。有時差一點動手去卸壁龕的頂板，尋找他們那該死的珍寶。如果有人說我是靠死人的金牙發財的———那我就要說，那兩個小崽子甚至能靠活人的金牙發財。洛蒂今天說，別人從她手裡奪走了她的孩子，可我說，從來她的孩子就沒有掌握在她手中。他們跟已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只學到一種本領:積累財富，唯利是圖。有一件事我從來不幹———別人都幹過，瑪格蕾特、萊尼、洛蒂，甚至波利斯———我從來不攢自己的菸股，更不會去拾別人的，這我覺得太噁心，我一向愛整潔，這一點人人都能向您證實:我在夜裡不顧天寒地凍，跑到外面去，砸開供墳地用水———我是說，供澆花用水———的大水池中的冰，從上到下洗一洗，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在那段時間裡還堅持早晨跑步，後來變成了夜間跑步，還有，他媽的拾菸股是最討厭的。嗯，二月底左右，就在二去施尼勒巷大撈一票之前不久，我們在墓中那個蘇維埃天堂裡情況吃緊———我們估計錯了———以為美國人來的時間能早一個星期———麵包幹因此不夠了，黃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尤其是香菸；這兩個小崽子這時拿來了卷得像樣的香菸，這是他們用自己母親的捲菸機卷的，紙是好心腸的瑪格蕾特給他們的———後來得知，他們把我的菸股當作新卷的香菸賣給我！而且認為十馬克一包價錢不算高。娘兒們哈哈大笑，稱讚這兩個小子講求實際，可我在同這兩個聰明的小鬼討價還價時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問題倒不在於錢，我有的是錢，即使五十馬克一支，我也會照付不誤———可這是什麼原則！這種原則是錯誤的。這麼丁點兒大的孩子就唯利是圖，大人竟覺得滑稽可笑！只有波利斯搖了搖頭，後來，在二以後他們自己私設一個小倉庫，稱之為他們的本錢，這時連萊尼也搖頭了。他們有時來一聽豬油，有時來一包香菸———大家那時都坐立不安，沒有心思去注意這些事情。萊尼就是在二晚上生下孩子的，她不願———我完全能夠理解這個———在墳墓裡把孩子生下了，她的聖約瑟也不願意。於是，他們就穿過被炸燬的陵園到花圃去，萊尼已到陣痛，瑪格蕾特拿著藥，他們在那兒用泥炭、舊毯和草墊子鋪好一個鋪，她就在很可能是當年懷胎的地方生下了她的孩子。那是一個足月的男孩，重七磅，他既然生於三月二，那麼，據確的計算，應當是六月二前後懷的孕———而那段時間沒有白天空襲，一次也沒有！那一天———我可以據我的工資單證明———夜班也沒有了，波利斯就更不可能上夜班———這就說明，在大白天利用了某一個機會，他們一定是的。嗨，得啦———事情已經過去了，不過本談不上什麼蘇維埃天堂。二空襲後陵園的樣子，您真應看看:天使和聖徒的腦袋身子分了家，墳墓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見棺材影子，隨您怎麼說，從施尼勒巷我們豁出命搬運戰利品，累得臭死———接著，孩子當天晚上出世！順便說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順利。哪裡有什麼蘇維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會我們祈禱的人是誰嗎？真是這個蘇聯人！是的，是他教會了我們祈禱。了不起的小夥子，說真的，我的話他要是聽，今天還會活著。多麼荒唐，帶老婆孩子在七下午就進城，身上只帶著那張糟透了的德國士兵證。本來小夥子可以在墓室中再待幾個月，讀他的克萊斯特、荷爾德林和其他什麼人的作品，甚至我可以給他搞到普希金的作品———等將一張真的或偽造的釋放證搞到再出去。美國戰俘營夏天已在釋放農業人員，他所需要的只不過是一張像樣的英國或美國的釋放證而已，這一點娘兒們沒有想到，她們完全讓和平衝昏了頭腦，純粹陶醉在生活的樂趣中，但為時過早了一些。那又怎麼行呢？一連幾個月，下午和黃昏天天抱著孩子，帶著霍伊澤家兩個小崽子和永遠面帶微笑的格魯伊滕爺爺，在萊茵河邊上坐著。小夥子如果願意的話，今天還可以坐在萊茵河或伏爾加河邊上。我在六月初正式面之前就設法搞到了這麼一張釋放證，我的名字在證上寫著，有一個真正的俘虜號碼和俘虜營的大印———因為我們這一行終究屬於農業———這是完全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而且確實我們這一行夠忙的，我是說用不著再死人，死人已經夠多了———這些人都得想辦法入土。無論是洛蒂還是瑪格蕾特，都不曾想到利用她們的關係，給小夥子搞一張真正的釋放證———瑪格蕾特只要扭一扭股就能辦到，洛蒂手中掌握那麼多公章、證明信和關係戶，要是想到這一點就好了。合法證明過了五月或六月還不給小夥子辦，真是太輕率了，他哪怕非得叫弗里德里希克虜伯也好。唉，我是會為此破費一些的———這個小夥子我不僅喜歡，而且愛他，也許您會見笑:是他教導了我，關於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論全都是胡說八道。劣等民族嘛，就在此地。”佩爾策的眼淚是不是真的？一杯摻蘇打水的威士忌還未喝完，他的眼睛裡就滲出了一些眼淚，他不好意思地將淚水揩去。

“難道萊尼父親之死能賴我嗎？怪我？為了此事，難道就要像迴避瘟疫一樣迴避我嗎？說到底我難道不是想給萊尼父親一次真正的機會？連三歲孩子和外行人都能看出，他即使當一個好抹灰工也不夠格，即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幹不好。至於他那個瓦工隊，得啦，人們用他們，因為找不到別人了。可是他經手的房子，過幾天天花板就掉下來，或者是牆上的白灰一片片往下落———泥瓦工手藝他本就沒有學過，不會扔灰，不會使勁。他不想再做生意人，有意當無產者，這都是坐牢或蹲集中營時想入非非，或者是同他一起坐牢的共產黨人向他灌輸的結果。對您我可以說，看到這個從前曾引起轟動的大人物是個真正的廢物，連牆都不會砌，真叫人大失所望。突然，他開始推著一輛舊手推車，帶上幾隻鐵皮桶、一把泥刀、一把抹刀和一把鐵鍬，走街串巷，登門找瓦工活幹，換點麵包、土豆，有時是一支雪茄煙，這其實也只是一種趕時髦。至於每天傍晚在萊茵河邊上坐著，同女兒女婿和外孫一起，唱唱歌，觀看過往船隻———這可不是一個具有巨大組織才能和膽略的人乾的事啊！我曾多次向他提出公平的建議，對他說:‘格魯伊滕，您看，三四十萬馬克是我現在有的，怎麼也吃不準是否該用來購買固定資產或比較保險的資產，您就拿去做買賣吧，等通貨膨脹過去了再還給我，不按一比一，不按二比一，不，按三比一歸還，不要利息。您是一個明白人，知道現在這種拿香菸當鈔票用簡直是胡鬧，這對那些從集中營回來的虛無主義者來說倒合適，他們在營裡沒有煙；對孩子和有煙癮的、被炸得無家可歸的女人或軍人寡婦來說這倒合適。您我都很清楚，有一天香菸又會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您今天五十五芬尼買進一支，一轉手賣五十六芬尼，這是胡鬧，如果您想把香菸囤積起來，等到錢又值錢的時候再賣，那我向您預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只能賣五芬尼，香菸到那時如果沒有發黴的話。’他哈哈大笑，以為我想勸他做香菸買賣，其實我只是打個比方罷了。哦，我想，他當然會開一家建築公司的，他要是機靈一點，可以標榜自己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可是他不願意。最後我的錢總得派用場呀，那時候做房地產生意沒有多大賺頭。萊尼如果及時把她的房子以五十萬的代價賣給我，我是會立下字據的，保證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不收房租，供她用一輩子。可她把房子賣給了霍伊澤，霍伊澤給了她什麼呢？課稅標準價格的四倍:總共六萬馬克，而這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令人難以置信！嗨，用場，我的錢卻派不上了———我儘量花錢，買傢俱、畫、地毯，甚至還買書，但始終還剩下這三四十萬現金放在家裡。於是，我想出一個主意。大家都笑我說:‘佩爾策變得有人了，第一次做了蝕本生意。’我做什麼呢？我收購廢鋼，不是什麼都收，而是專收優質鋼樑，當然是合法的，我可以說是儘可能地搞到了拆毀廢屋權———大多數人很高興，這樣一來就清除了他們地皮上的瓦礫。鋼樑麼，有地方堆放是關鍵，而地皮我有的是，於是就放手幹！您知道，像萊尼或克雷默爾這樣一個花圃工每小時的工資當時是多少？整整五十芬尼。而建築行業一個小工呢，嗯，也許可以掙一個馬克，運氣好的話可以掙一馬克二十芬尼，而且還有重體力勞動者補助票，憑票可以購買麵包、油脂、白糖等。要到這種補助票，當然得開辦一家公司，我這樣做了，我的公司名稱是‘拆房股份公司’。當我開始收鋼樑的時候，全城有一半人都在笑我，因為當時有的是鋼樑，全歐洲遍地都是鋼，用不了兩包香菸就能買一輛報廢的坦克———嘿，我讓人們去笑。我僱了四隊工人，配備工具，到拆毀廢屋許可證，將鋼樑有條不紊地收集。因為我心想:你們笑吧，可鋼總歸是鋼。那個時候，舊兵艦、坦克、飛機都可以白送，只要拉得走，而我也這樣幹了:拉走坦克；地皮我有的是，當時還沒有蓋房子。就這樣，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把我的全部資本都投上了:十萬米優質鋼樑，堆放在那裡，碼得整整齊齊。從一開始我就不搞工資等級表，不按每天八或十馬克付酬。我搞計件工資，每米三馬克，有時有的人一天能掙一百五十馬克以上，這要看地皮在什麼地方了，外加他們全都領到了最重體力勞動配給卡。這是額外的優待的。我們有條不紊地從近郊區向市中心推進，那兒都是大商店和辦公大樓。在那兒搞要困難一些，因為鋼樑上還帶有好多混凝土，鋼筋有時亂成一團，需要熔焊開。遇到這種情況，有時我當然也增加工資，每米付五六馬克甚至十馬克，這需要談判商定，就像煤礦據煤層位置進行談判一樣，好吧。萊尼父親替我管這幾個隊當中的一個，他自己當然也動手幹，按向我上繳的數量每天晚上領取現金:到手的都是現鈔，有的人有時一天能掙到三百馬克，有時當然只掙八十，但決不會低於此數。那時候，我的花圃的工人一星期還掙不到六十哩。全城有一半人仍在笑我收鋼樑，收來的鋼樑堆在舍恩施泰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鏽，連已有的高爐那時候都正在拆除呢！不管我怎樣堅持下去，即使只是由於固執。喏，我承認，這種活並不總是沒有危險的，可我並沒有強迫誰幹啊，沒有。條件一清二楚，易一清二楚，兩廂情願，我而且並不過問，他們除此而外在廢墟中還能找到什麼東西:書籍和家用器具啦，傢俱什物啦，等等。這是他們的外快。人們笑得要死，他們走過我的地皮時總是說:‘佩爾策的錢在這裡生鏽。’在參加‘萬年青’狂歡節俱樂部的朋友中，幾位吹求疵、喜愛逗趣的人甚至有———建築工程師之類的人物———一五一十地算給我聽，有多少錢確實放在那裡鏽掉了。他們這一套都是從造橋等方面學來的，都有確的面積數字，老實說，我自己也沒有把握，這筆投資是否有利可圖。可是，真奇怪，到了一九五三年，這些勞什子堆在那裡已有五年到八年之久，由於當時住房緊張，房子，我想用那些地皮蓋，光是這個原因，我就得把它脫手。後來我到手一百五十萬馬克現金，那時他們又都說我是投機商、無賴、發戰爭財或其他什麼了。突然那些舊坦克也身價百倍了，還有那些卡車以及我順便———當然是完全合法的———到手種種東西，這時兩大塊地皮都騰空了，我到手的錢都躺在那裡睡大覺。嗨，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娘兒們永遠也不肯原諒我的可怕事件出了。萊尼的父親在清除前衛生局的廢墟時，摔死了。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這種工作有危險，甚至會有生命危險。我發給危險補助，也就是提高了每米的固定價格，實際上等於是危險補助。老格魯伊滕自己也拿起焊槍到處忙活時，他，我曾警告過。請問我又怎麼能知道，他的靜力學知識這麼差，竟會把自己腳下的立足點燒掉，從八米高空中摔到廢墟？天哪，他還是個建築行家，有工程師頭銜哩，他的公司使用過的鋼樑比我五年中回收的鋼樑要多十倍———我怎麼能知道，他會把自己焊到深淵裡去呢？我能料到這一點嗎？這是我的責任嗎？在成為廢虛的城市裡，誰不知道，從被炸燬的混凝土房屋中拆割鋼樑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我不是為這種風險相應地支付報酬了嗎？而且，坦白地說，幾乎這個神乎其神的建築行家格魯伊滕，甚至在收鋼樑、撬鋼樑或拆割鋼樑方面也並不很練，甚至在理論上也並不掌握技術———看在萊尼的份上，為他我多破費了一些，因為萊尼和波利斯的遭遇使我很悲傷。”此時佩爾策淚水漣漣，誰也無法懷疑其物質上的真實，至於是否情上真實，判斷這一點則不是筆者份內的事。他握緊威士忌酒杯，環顧周圍，對自己的活動室、酒櫃和隔壁房間裡陳列的花圈似乎都不認得了，繼續低聲說:“他掉在一束從混凝土板中伸出來的鋼筋上，刺穿了身體，不是摔得稀巴爛，而是大穿孔，小腹、脖子、右上臂、口共四處穿孔，樣子真可怕，而且———真可怕，真夠嗆———他還微笑，一直仍在微笑———瘋了，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瘋子，他看上去就像。真荒唐！把責任推到我身上！還有，”(佩爾策的聲音有點猶豫，眼睛出痛苦的神，手在顫抖—筆者)“還有，焊槍在被格魯伊滕燒斷的那凸出的大梁的殘餘部分上掛著，噝噝地往外噴火苗。真荒唐，這一切就發生在幣制改革前一個月，我正要停止收購鋼樑呢———我的全部舊馬克資本好歹已經花光了。不用說，出事後我立即停業清理，那些娘兒們說，我反正早就想了歇業，這可是彌天大謊。老實說，如果那是一九四六年中期的話，我也會歇業的。可是，你怎麼能證明這一點呢？此事事實上發生在幣制改革前一個月———就是這樣的情況，我坐在那裡，娘兒們對我切齒痛恨，嘲笑我收購的廢鋼堆在那裡繼續生鏽，還要在那兒再堆放五年。老格魯伊滕沒有參加保險，我聘請他是作為自由工作者，不是作為公司的職工，而是作為轉包人，我因此自動提出付給萊尼和洛蒂一小筆撫卹金，但沒人理睬———有一次我到她們那兒去，洛蒂在我背後吐唾沫。什麼‘血鬼’和‘劊子手’她罵著，還有更難聽的話。可還是我救的她這一條命呢，在那個墓中的蘇維埃天堂裡，在施尼勒巷的那次搶劫中，突然她像瘋了似的高呼社會主義口號，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我常同她的淘氣兒子打道，二月底我們在墳墓裡待著沒有香菸的時候，我從這兩個小滑頭那裡買下了用我自己的菸股卷的香菸———我們二那天，有將近七個小時之久蹲在一起，你靠著我，我靠著你，牙齒格格打顫。告訴您，連相信無神論的洛蒂也跟著波利斯小聲將主禱文念著，不聲不響、膽戰心驚、老老實實，連霍伊澤家的小氓也是的，瑪格蕾特嗚嗚地哭，我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緊緊擁抱，好像末就要來臨似的。當時的情況真好像世界正在毀滅。那個時候，這一個人當過納粹或共產黨，另一個人是俄國兵，瑪格蕾特是個心腸過於仁慈的護士，這一切，全都顧不上了，只有一點:生或死。儘管你不再常去教堂，你心裡總是還留戀它，畢竟它是生活情景和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天之內它化為灰燼，而灰塵在我們的牙縫裡、嗓子裡牙磣了好幾天———轟炸停止後，我們馬上動手，共同—我說的是共同———去接收德國國防軍的遺產———並且就在當天擦黑時幫萊尼和波利斯的兒子出世。”他一直還在淚，聲音越來越低“只有一個人喜歡我，理解我，我真想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放在心上，當作一家人，讓他參加我的買賣和隨便什麼事情，他比我老婆孩子還要親———此人是誰您知道嗎？波利斯利沃維奇———我愛他，雖然他搶走了我今天還在朝思暮想的姑娘———他也許真的瞭解我、認識我，他堅持要我給小男孩行洗禮。我。用這雙手，是的———說真的，我一聽連自己也嚇了一大跳，因為我有片刻想到，說穿了，有什麼沒摸過呀，這一雙手:活人死人，男人女人，現金支票，花圈緞帶，等等———而他卻要我，一定要我用這雙手為他的兒子行洗禮。連洛蒂一聽也不出聲了，她本想又搬出她的口頭禪:‘亂彈琴。’波利斯對我說:‘瓦爾特，’———我們兩天後全都以你相稱，乾脆都以你相稱了———‘瓦爾特，’他說，‘我現在請你給我們的兒子施緊急洗禮。’洛蒂聽了大吃一驚，說不出話來。我照辦———我走進辦公室，擰開水龍頭，等完了鐵鏽和汙物，自來水變得乾淨一些了，我就把我的玻璃杯沖洗乾淨，盛滿水，按照我過去擔任執事時常見的那種做法給他行了洗禮———我由於不能兼做孩子的教父，這一點我還懂，所以孩子就由小維爾納和洛蒂兩人託著，我給他一邊行洗禮一邊說:‘我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給你取名為萊夫。’———連庫特這個小壞蛋這時也放聲大哭，甚至連說話尖刻的洛蒂和波利斯也都哭了，反正瑪格蕾特已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只有萊尼一個人沒有哭，她在那裡躺著，睜開被灰塵紅的眼睛，滿面笑容，立刻把孩子抱到自己懷裡。是的，當時的情況就是這些，好吧，請讓我一個人待著吧———我實在太動了。”聽到這一切，筆者坦率承認，他也相當動，在坐到自己汽車的方向盤前時勉強忍住了湧上他眼睛的兩三滴眼淚。為了不至於過分傷，他驅車直駛波加科夫的住處，在令人愉快的情況下把他見到了:在一個上有玻璃屋頂的平臺上，他坐在輪椅裡，身上裹著毯，目光將一大片園圃區越過，沉思地注視著兩條鐵路的點，兩條鐵路之間勉強容下了一個碎石坑、一個苗圃和一個廢料場。在這附近還有一個意料不到的網球場，在褪了的紅土地上還有一個個積水坑，幾架星式戰鬥機在天空中飛過，從一條迂迴岔道上傳來汽車噪音，在小菜園之間的道路上孩子們用空牛罐頭玩曲球。波加科夫獨自坐在平臺上，心情也很悲傷，沒有用他的菸架，不接受遞給他的香菸，抓住筆者的手腕，似乎想給筆者號脈。

“我丟一個老婆和一個兒子在那裡了。我的兒子要是能躲過七災八難，和您的歲數大概差不多。我的拉夫裡克一九四四年時十九歲，他們肯定把他抓走了———誰知道送到哪裡去了，———有時我想回去，死在那裡，不管什麼地方———我的拉麗莎，她是否還在人世？是我對不起她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們把我們送到埃爾夫特前線挖戰壕、掩體和炮兵陣地時，我遇到了一次機會:那是我四年之後第一次抓住了一個女人，與她同宿———當時我們躺在一個黑的穀倉裡，俄國人和德國人，俘虜、士兵、女人，都橫七豎八地躺在一起———我說不上她有多大年紀———嗯，她並沒有反抗，只是事後掉了幾滴眼淚，大概是因為我們兩人都不習慣，在那種黑暗中，在誰也不知道哪兒是自己的歸宿的荒謬情況下，幹這種可說是通姦的勾當吧———我們在乾草和甜菜中間躺著，那是一個真正的富足的富家村莊———格羅斯比勒斯海姆，天啊，我們倆都哭了，我也哭了———不如說是在恐懼、黑暗和垃圾中爬到一起的，在我們的腳上全是泥，也許她把我當成德國人或美國人了。因為當時也有幾名凍得半死的受傷的年輕美國人躺在那裡，有人本來送他們上野戰醫院或某個集合地點去，但此人很可能開了小差，扔他們在那裡不管了。這些美國兵只會說什麼‘他媽的戰爭’，‘他媽的將軍們’，‘狗他媽的許特森林’———這並不是易北河會師，而是在埃爾夫特這樣一條吐口唾沫就可以吐到對岸的小河邊上，建立埃爾夫特防線，在萊茵河和西部邊界之間———那兒一個十歲男孩能把到對岸。嗯，我常常想念著這個向我敞開心懷的女人———我摸過她的臉蛋和又密又滑的頭髮。我甚至不知道頭髮是金還是褐，不知道她是三十歲還是五十歲，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我們是在黑暗中到達那兒的，又是在黑暗中離開那兒的———我只看見了一些大農場，有人在火堆上煎煮什麼東西，有士兵，那些凍得要死的美國人和我們夾在他們當中，波利斯也在，萊尼就像童話中那個有七雙鐵鞋和七節杖的少女一樣跟著他。這個美麗的童話我想您一定知道。黑暗，腳上的泥，甜菜，她的頭髮，女人的臉蛋，她的眼淚———還有，是啊，她的懷抱。她叫瑪麗或保拉或卡塔琳娜，但願她永遠不會想到她的丈夫了，或向某個神父低聲懺悔這件事。來吧，老弟，把你的手給我———很好，摸一個人的脈搏。黃瓜和列寧格勒的厭世的俄國人一起看電影去了，他們去看了一部有關庫爾斯克戰役的蘇聯影片。我沒意見。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就被德國人俘虜了，老弟，在某一次狗包圍戰中，在基洛夫格勒附近———當時這個城市反正還這麼叫，它今天叫什麼誰知道？你當然知道他們對基洛夫是怎麼做的———基洛夫是我的人，是我們的人———得啦，他不在了。

當你們德國人的俘虜，那可不是非常受用的事的，老弟，如果，你對我說，當我們的俘虜也不受用，那我就告訴你，我們的人和德國俘虜一樣糟糕———我們越過田野，穿過村莊，渴得嗓子冒煙兒———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條小溪，我們就渴得直著嘴，本不想吃東西———五千人擠在一個集體農莊的牲口院裡，在天下，一直很渴。老百姓即我們自己人想給我們送點吃的喝的，我們卻本沒法接近———哨兵會二話不說地向他們開槍———如果我們中間有人向老百姓走去，機槍一掃，老弟，他就完蛋了。有一名婦女打發了一個五歲左右的小女孩給我們送麵包和牛，一個地地道道的、可愛的小娜塔莎———她準是想，這麼一個可愛的小姑娘，一手拎著一罐牛，一手拿著麵包，對她他們是不會怎麼樣的，可是不然———機槍掃———我們的小娜塔莎像別的人一樣死了，灑了一地牛、啤酒和麵包。就這樣，我們從塔爾諾夫卡走到烏曼，從烏曼走到伊凡-戈拉，從伊凡-戈拉走到蓋辛，從蓋辛走到文尼扎，第六天接著前往什麥林卡，前往拉科沃，這地方在普羅庫羅夫附近；每天吃兩頓豌豆清湯———開伙時乾脆把湯鍋往人群中一放，那兒有兩三萬人，於是大家就一擁而上———我們空著手從鍋裡舀湯，要是能搶到手，就像狗一樣著吃———幾塊半生不的甜菜、捲心菜或土豆有時是能撈到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旁就一命嗚呼了。我們在那兒待到將近一九四二年三月，有時一天要死八九百人——經常又打又罵，又罵又打，有時朝人群開槍—既然他們沒有東西或者據說沒有東西給我們吃，那他們為什麼不讓老百姓送東西給我們呢？後來，我在柯尼斯堡一家克虜伯履帶廠勞動———夜班十一小時，白班十二小時———我們在廁所裡睡覺，運氣好的能找到個狗窩，地方雖然小，但至少是一人獨住。最糟的是生病或被認為磨洋工———磨洋工的人被送黨衛隊———你要是生病不能再幹活，就只有進大野戰醫院，實際上這種醫院都是偽裝成醫院的死亡營、滅絕營，住院人數四倍於其收容量，髒得要命，每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麵包和兩升稀菜湯:絕大部分是代用麵粉做的代用麵包，而代用麵粉只不過是沒有完全剁碎的乾草麥秸，木質纖維其中還有———那些秕糠、草料刺人的腸胃，毫無營養可言，而叫人有計劃地營養不良———外加不斷的打罵，老是用子打。連草料後來顯然也太可惜了，便用鋸末代替。麵包有三分之二的成份是鋸末，稀菜湯的原料是爛土豆，摻入種種泔腳，外加老鼠屎作香料———一天有時要死百把人。要想活著出來幾乎不可能，你得是命運的寵兒。我可以說是個幸運兒，我乾脆不再吃那玩意兒，肚子雖然餓，但起碼沒有生病。我一看就明白，那是一種把人毒死的東西———我寧可回到克虜伯先生的工廠去將履帶裝配。現在你可想而知，到一個城市去收屍和清除廢墟是一件多麼好的美差，為什麼波利斯在我們眼中就像童話中的王子，最後會登上王位了。他從未學過園藝，卻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專人接送，不捱打，甚至還有人送東西給他，並且———除了我，知道的確實沒有———甚至還有人愛，他也愛人家。這真是天之驕子啊！我們呢，我們並非天之驕子，但也稱得上是幸運兒了。雖然我們沒有資格觸摸和搬運德國人的屍體，這不行，但可以把街上的瓦礫鏟到車上，搶修鐵路，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清除瓦礫時有時會遇到:俄國人的手、俄國人使的鐵鍬，碰上一具死屍，就免不了要休息一下，不該得到的運氣———直至屍體被運走，而波利斯則是在什麼地方為這些屍體扎花圈，挑選緞帶，準備鮮花。瓦礫堆裡有時有打爛的櫥櫃酒櫃，有時裡面還有有用的東西。當然也有僥倖上好運的時候，你找到吃的東西，又沒有被哨兵看見；有的子會三倍的好運；找到吃的東西，哨兵沒有看見，又沒有被搜身。誰要是被抓住，就要倒黴了:就連那德國人都不準東西進自己包，要是俄國人把東西，把什麼東西進自己包———嘿，下場就會像加弗里爾奧西波維奇和阿列克賽伊凡諾維奇一樣，被給黨衛隊處置，那就“砰砰”幾槍完事。最好當然是一找到什麼就把它吃掉，嚼東西時得小心，雖然並沒有止幹活時吃東西，因為這樣的規定是本用不著。像我們這種人怎麼會有東西吃呢？那一定是偷來的。我們營的少校司令官還不錯，我們如果被告發，他只是關我們閉，只有當上士班長堅持要把人送黨衛隊時他才這樣做，而且不管怎麼說，他堅持要求讓我們至少不折不扣地領到我們的定量配給。我有一次，在被搜身時親耳聽到他在同某個上級機關打電話，同什麼人爭論:是不是我們的活兒值得一提？這活兒如果值得一提，我們每天就可以領到大約三百二十克麵包、二十二克、三十二克白糖、十八點五克油脂；乾的活兒如果不值一得，就只有十五克油脂和、二百二十五面包、二十一克左右白糖———為使我們的活兒被承認是值得一提的，他同柏林或杜爾多夫的什麼人爭得很兇。畢竟，我的好朋友，畢竟———這關係到多領或少領一百克麵包、三點五克油脂、七克和十一克白糖———這個少校很厲害，他比普通人少一條胳膊、一條腿和一隻眼睛。那一次我被帶他那裡去搜查時，他氣得咆哮如雷，後來倒是他救了我們的命，我們在集中營裡的十二個人的命。在大轟炸中，溜了三十個人，鑽進瓦礫堆或向西去投奔美國人，領頭的就是我們那位不屈不撓的維克托利肖維奇———他們的消息後來就再也沒有聽到了。我們，包括興致地等著去花圃的波利斯在內，那天早晨一覺醒來，發現我們的全部哨兵團結一致地開了小差；崗哨沒有了，看守室的門敞開著，鐵柵門敞開著，只有鐵絲網還在———當時我們看到的情景就像現在坐在這個平臺上看到的一模一樣:鐵軌，園圃小屋，碎石場，廢料場———這樣我們便獲得了自由，老實說，這種覺真叫人難受。要自由幹什麼？又往何處去自由了？一個獲得自由的蘇聯戰俘隨便亂跑可命難保啊———哨兵隊所幹的並不是正式結束戰爭，而只是個人結束戰爭，他們說不定還抓住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把他們吊死或槍斃了吧。決定向老營報告情況是我們商量的結果，要是這位少校沒有同樣開小差，他一定會幫助我們重新脫離在這種時候極不相宜並有生命危險的自由———乾脆一走了之，路上碰到巡邏隊，落到警犬手裡，那可是胡來；把人看管關押起來審判，那是相當麻煩的，有一種十分簡單的辦法可以擺脫他們:把他們槍斃。我們可不想落得個這樣的下場，這你也許會理解。我們那時已聽到斷斷續續的炮聲，這倒有些像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就這樣取得自由，我們覺得太冒險。維克托利肖維奇的行動是經過周密準備的，地圖和食品他準備好了，還有通過他的嘍口羅或秘密通信地點得來的幾個接頭地址，他們分批走，然後在靠近荷蘭邊界的海因斯貝格會合，再動身去阿納姆。好吧！可是我們卻由於這種突如其來的自由而到茫然不知所措。這種自由有五人有膽量享用了，他們收拾好個人的衣服什物，略微換一下裝，穿過鐵路走了。他們扛著鐵鍬和十字鎬，裝成了將出工的樣子，這個主意不壞。可我們剩下的七個人都害怕，波利斯當然不願離開他的萊尼，但沒有他的保姆科爾布陪同當然不能一個人去，於是他馬上去打了電話。他打通了花圃的電話，發出了警報。那個姑娘，半小時後騎著自行車來了，站在內格拉特和維爾德斯多夫街路口等著。波利斯接著，又打電話給老營報告說，我們的看守都不見了。不到半小時，這位獨臂獨腿獨眼的少校帶著幾名士兵乘坐他的小汽車趕來了。他先是一聲不吭地穿過了營房，他的假腿很合適、非常，甚至能騎自行車———然後進看守室看了看，再出來向波利斯詳細詢問了半天，向他表示謝，同他真誠地握手，目光正視，一派德意志風度，並不像聽上去可能很可笑那樣。真見鬼，那是在美國人進城前十四天，這個少校做什麼呢？他叫我們上前去！去埃爾夫特前線，美國人那時已到達那裡。他對波利斯說:‘科爾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遺憾地認為，您在花圃的工作已經結束了。’我看見那個姑娘曾和汽車司機談，她肯定已從司機口中得知現在要去的地方。我還清楚地看到，她懷著孩子，快要瓜蒂落了，我產生了自己的想法。我們二十分鐘後就乘卡車出發了，先到大比萊斯海姆，再到大費爾尼希，接著又連夜前往巴爾克豪森。我們到達弗蒂辛的時候又是夜裡，這時只剩下了波利斯和我兩個人，其他人明白了少校的意思，在夜間爬過甜菜田跑到美國人那邊去了。而我們的王子則被他的妃子將德國軍服套上，纏上繃帶並塗上雞血，被帶到陵園去了。至於我，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在夜裡我一個人回到城裡。二月底，我回到成為一片廢墟的城市，曾有一年之久我在這座城市裡清除廢墟，挖掘屍體，將譏笑和辱罵捱過了，有時，崗哨不注意或不想注意時有人路過，丟給我一個香菸股或一整支香菸，有時丟一個蘋果或一塊麵包———我回到了這座城市，躲在一幢被炸燬的別墅的地下室裡，地下室半邊已倒榻，傾斜的天花板變成我的屋頂，我就在這個藏身之處待著等待。我身上帶著從農民家裡偷來的麵包和雞蛋，渴了就喝洗衣間裡地上的積水，我白天撿木頭，硬木地板，這種木頭很好燒。我在被砸碎的傢俱堆裡東翻西找，最後找到了煙:六支高級大雪茄，裝在一個道地的資本家用的皮雪茄煙盒裡，盒子上印有‘盧恩，1919年’字樣。這隻盒子今天我還留著，我可以拿給你看。六支資本家式的高級大雪茄，如果你不太揮霍的話，這就相當於三十六支相當不錯的香菸了；如果你再有火柴，那就是一大筆錢哪。我不僅有火柴，還有捲菸紙，那是一本費爾尼希出版的薄紙祈禱書，有五百頁，在扉頁上寫著一個名字:一八七八年卡塔琳娜韋梅斯基辛，初領聖體———不用說，我在捲菸前先讀一遍每一頁上的那幾句話:‘捫心自問，在思想言行上你是否冒犯過上帝？啊，天父，我有罪過，我對上天和你罪孽深重，我就像失群的路羊羔，你的兒女是不配稱的。’在這張可憐的紙片付之一炬之前，我對它至少得這樣做吧。我待在那裡，身上裹著從周圍撿來的破破爛爛的和未損壞的布料:窗簾和破檯布、襯裙和破地毯，夜晚用硬木地板燒一小堆火取暖———我就在那裡經歷了二那一天，那真是天崩地裂、十八層地獄，世界末。我現在要說我未對任何人並且也未對自己說過的話:我愛上了這個城市，愛上了我吃過的塵土，愛上了它那震動的大地，愛上了倒塌的教堂塵塔，愛上了後來天寒地凍時和我睡在一起的那個女人了。我已離不開這個城市了。希望我的拉夫利克和拉麗莎原諒我這樣做，希望她原諒。我在這本祈禱書上讀到一段話:‘是否你在神聖的婚姻生活中循規蹈矩？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有過出軌的地方？想同別人的丈夫或子或單身男女造孽的念頭你有過嗎———哪怕並未見諸行動？’全都是向卡塔琳娜韋梅斯基辛提出的問題，但願她能回答‘沒有’，而我卻必須回答一聲‘有過’。在動手撕祈禱書卷香菸之前，內心到必須先仔仔細細讀每一頁，這也許是進入祈禱的最好辦法。好啦，把你的手伸給我，不要說話。”(筆者完全搞糊塗了，把手伸給他，發現他也有t和w，到s，而且十拿九穩還有l2。)這裡，僅僅為波加科夫提供的具體情況作一點補充，筆者再摘引高級人士講過的一些未完全核實的原話或談話記錄和報告，以作例證。

羅森貝格:到德國來的路和到西伯利亞去的路，他們當中有些人想象大約差不多。

我知道，如果送來了三百五十萬人，那就無法妥善安置。成千上萬的人在這裡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為此用不著煩惱。但是，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想黨區領袖紹克爾已經談到或將要談到了這個問題———把這些人從東方送到德國來幹活，要達到儘量高的勞動效率。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為將高效率達到，自然就不能讓他們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凍死，讓他們一連站上十小時，相反，應當給予他們足夠吃的東西，使他們具有後勁任何企業領導人均有權懲罰波蘭籍農業工人將此種事件遇到，任何部門均不得因此指責企業領導人。

波蘭籍農業工人應儘量與其家庭分離，可以讓他們住牛棚馬廄等。任何顧忌在這方面不要有。

施佩爾:現代化水作業要求全月工作時間必須保持均衡。使工廠的零件和原材料供應中斷是空襲。企業開工時間每天在八至十二小時之間。據我們的統計，每週平均工作時間大約在六十至六十四小時之間。

弗萊希斯納博士:集中營來的勞動力在工廠中的工作時間是多少？

施佩爾:和企業中其他勞動力完全一樣。因為通常集中營來的工人只佔職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職工的負擔也不比企業其他工人重。

弗萊希斯納博士:這樣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