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再談老舍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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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有氣節的文人的一個含淚的慘笑，俏皮，悲壯，悲憤，十足的老舍味兒。

千萬不要以為老舍先生是一個輕視命的人，似乎動不動就要捨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這樣。大敵當前，他是準備拼命的。他的這種誓言，可以找到幾十萬字！誰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戰派”而且是個拚命的務實的抗戰派。他舍棄子隻身逃出濟南，來到武漢、重慶，投入抗戰的洪中，當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總負責人，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想家想親人，暗暗地落淚。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深夜十點寫給陶亢德先生的信裡說:“我想念我的與兒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中，我謝她。我必須拚命地去作事，好對得起她。男女間的關係，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於，不屬於夫，他與她都屬於國家。”這樣的信充滿了熱情，充滿了對生活的眷戀，是生命的讚歌。

當這樣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的人說他要去自殺時，顯然，是發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佔據了他的整個腦海。

這事，便是氣節。

老舍先生有一段類似格言的話，寫在抗戰剛剛結束時，發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裡:“誰知道這點氣節有多大的用處呢？但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民族的正氣，我們寧貧死，病死，或被殺也不能輕易地丟失了它。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們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與威脅利誘都看成仇敵，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我們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幹出來的啊！”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隨著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為他的生命劃下了一個完整的圓圓的句號。

是非判斷、獨立思考——前提氣節也好，投水也好，殉難也好，身諫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斷，而是非判斷的前提是獨立思考:舍此便沒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難者之一。

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麼早，他能看出有問題嗎？

要知道，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悅誠服地，虔誠地跟著澤東走，以為自己是錯的，以為自己寫的東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憑藉他的豐富黨內經歷，有不同的是非判斷，斷然採取了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他的老資格地位對他也有天然的保護作用。他的情況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麼，老舍先生呢？

他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對“文革”持斷然不同的看法。

這很奇特。

但，這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是星期，這一天，我回過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親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

這一天，離他挨鬥的八月二十三只相隔兩天，離他自殺的八月二十四只相隔三。

認真，是指內容；形式上還是隨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經三十一歲，大妹二十九歲，我們和父親的談話是大人和大人之間的談話。我們在父親眼裡，從來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從來都不把我們當孩子，這大概是他受外國的影響，早早地就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對待我們，和我們行握手禮，直呼我們的學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給我們，你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這個“五四”時代人，有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不許小孩子說話，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那天的談話是由“紅衛兵”上街“掃四舊”做起的。

“八·一八”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掃四舊”風起雲湧。我們便談些街上的事情給父親聽，譬如說王府井大街老字號的店匾已被砸，連“四聯”理髮店裡的大鏡子都被學生帖上了大白紙，不準照，理髮照鏡子都成了資產階級的臭病。

舒雨說:“爸，您還不把您的小玩藝先收起來。…”小玩藝者，擺在客廳寶多閣裡小古董小古玩也，它們可能也是“四舊”吧。

父親不容她說下去，斬釘截鐵地，大聲地，一字一蹦地，說了五個字:“不，我絕不收！”以後的話，都是他的。

思緒由他頭腦中飛出，連連續續，大概是深思慮的，觀點非常鮮明，並不費力，好像廚房中備好的菜餚，一會端出一盤來。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兒，完全無法嘴。在他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間便出現了冷場，房裡安靜得有些異常，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印象。

“是誰給他們的權力？”

…

（他明知故問，是誰發動了“紅衛兵”他是在問嗎？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這樣問，也是犯大忌的，這也明明白白的。）“歷史上，外國的文化大革命，從來都是破壞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損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剛烈而清白的人。”他說了兩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實的故事。

一位死於“三反五反”運動，另一位死於“鎮反”運動。他說的時候有名有姓，可惜，我們都記不住，好像一位姓紀，都是並沒有正式反到他們身上，只是有了一點點端倪，也就是剛剛對他們有所暗示，有所懷疑吧，結果，兩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頭栽進了什剎海。

都是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