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宗教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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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可走首先是疾病的產物，疾病則是來自心靈危機或通過這些危機災難地得到了促進的。這場疾病成了獨立發揮作用的、製造損失、甚至毀滅一切的禍害，弗蘭茨最終為它的威所懾。—一弗蘭茨以英雄氣概、多半甚至以開朗的鎮定情緒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後的年頭中，我聽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時他剛發過高燒。他躺在牀上，一説話臉便扭歪了:“在身體完全蜷縮成一團之前，時間是這麼久，通過這最後的、狹窄的往裏面滿了東西。”説話時他拔起拳頭，彷彿在手裏捏着一塊手帕似的。

除了短暫的離開，弗蘭茨在屈勞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後他回到布拉格，又作為官員工作了一段時間，但他把下午時間貢獻給了特洛亞（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樹學研究所內的園藝勞動。我常到那裏去接他作長時間的散步。我們有兩個主要討論題目:戰爭、希伯萊語。學習，那時在文學事業中我也聽取他的意見。卡夫卡的一些品質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義，他對真理的愛，他樸素的從不曾有過絲毫裝腔作勢的真誠。

“必須把自己限制在絕對掌握的領域內”是我保存下來的他那時的言論中的一句。這種觀點有時候當然會將他引導到一種境地，使他內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縮起來。他想要離一切，最終也包括放棄與我的往。

1918年7月1我記下了他的觀點:“農村對抗城市。但他還是到在布拉格好過一些，因為在屈勞他荒度終。在這裏他將希伯萊語和園藝視為生活的積極面。若將這些淨化保持，它們便顯示為‘農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離。”——“7月3。因卡夫卡而徹夜難寐。到我被遺棄了，但我尊重他的決定。從未有過任何陰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對手）看到積極面，看到在什麼方面他們有道理，在什麼方面他們不得不然（比如漢斯·布呂厄爾），這種觀察方法經常給我安，給我據。他相信一種純的意圖、一種事物工作決不會毫無意義，相信沒有任何好的東西會失敗——這種信賴成了我的支柱。”這段“悼詞”很快就得到了糾正:“不幾天後他到我這兒來了。然後常因他去索菲亞島，游泳場。也去特洛亞。”關於他當時生活和評判一切的嚴厲，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轉達了一個女演員的請求，這位法蘭克福的女演員想要朗誦他的書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從屈勞）:“我什麼也不會寄到法蘭克福去，我不覺得這是與我相關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於虛榮，倘若不寄去，也是虛榮，但不僅僅是虛榮，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對我來説本就是毫無價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寫下它們的瞬間。而現在有一個女演員，她滿可以找到影響力強得多的於她有利的素材，卻想要在一個晚上的一個瞬間突然從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無價值之物中升騰起來？這是毫無意義的努力。”但他並非對自己的所有文學作品，也並非老是評價得如此低下。他開始整理彙編小説集《鄉村醫生》。這一次他甚至積極爭取出版。這是下面幾行文字告訴我們的（同樣摘自由屈勞寫給我的信）:“謝謝在沃爾夫那兒的周旋。自從我決心將這本書題獻給我父親之後，我很希望它馬上問世。並不寄希望於通過此舉能與父親調和，這種敵意的在此處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確實願意幹點什麼，即使並不是遷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圖上行駛一番。”從這幾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獲得正確的地位，渴望同父親和解；這種渴望與融合是合乎自然規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義上正確的生活方式之間強烈地顯現着一種聯繫。這幾個主題就是卡夫卡的基本問題（整個人類怎樣才有可能過上一種真正充實的生活？）的具體化；事實上，這些主題在他最後幾年中越來越強有力地貫穿着。

我所強調的和我認為我對卡夫卡的闡述有別於其他闡述（比如紹普斯、維塔、斯圖姆普夫的闡述）的是這一事實:我認為積極的、熱愛生活的、充滿愛的、就真正充實的生活而含宗教的因素是關鍵的，而不是自我失、厭倦生活、絕望、“悲劇地位”我放在傳記前面的卡夫卡記中的三段語錄清楚地表明瞭問題。請你們在讀下去之前把它們再讀一遍。沒有這幾個引導句子，依我看是永遠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場的。在這些句子和卡夫卡類似的話中存在着的充滿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換抹殺的。只有超越這些積極的論點，才能認識到，應該將卡夫卡歸入“危機神學”的行列，這個神學的傾向是:在上帝和人之間，在人與通過人的力量產生的善舉之間，橫亙着一條永遠不可能彌合的鴻溝。值得注意的是，在弗蘭茨給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論點中的一條，即不是關於暈眩，而是闡述善的道義力量和發揮作用的可能的段落。卡夫卡摘錄了基克加德的話（並冠以引言“下面這段話不是摘自猶太教典”與我的信聯繫起來看意味着:它符合猶太教的觀察方式，儘管它不是源於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話），他摘錄了後面這些偉大的句子:“一旦一個人到來，他帶有一些原始的素質，所以他不會説:應該原原本本接受這個世界…而他説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樣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種固有的本，而並不出於對世界的好而想改變它:現在這句話被人聽到的一剎那，在整個存在中發生了變化。就像在童話中——一句話出口；施了魔法達數百年之久的宮殿便開啓了，一切生命又恢復了；存在同樣關注着一切。天使們有事可幹了，他們好奇地看着，那會變成什麼，因為這將使他們忙碌。另一方面:陰森可怕的魔鬼已閒坐了很久，着自己的手指，他們會跳起來，伸展四肢，因為（他們説）這裏有他們的名堂了等等。”我對卡夫卡著作中充滿希望、樂於行動的一面特別重視，也就是説，特別強調這一基本觀點: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認識的火花，並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這些力量追求的法則與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這些力量，永遠不會懂，在它們面前他是失敗者，只能聽任慈悲或不慈悲的發落（古老的約伯問題），——在我強調這個基本觀點之時，在我強調卡夫卡那裏的人類自由見解時，我當然不會忘記，卡夫卡的這種見解只是像火花般閃現，而且在絕大多數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規定得十分渺小，這一點在讀者眼裏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關於自由和希望的論點也存在着！而且在一個宗教思想者那裏只要找到這麼一個論點，奇怪的是，他的整個形象便發生了決定的改變。我想説的僅此而已！對這些樂觀主義的世界觀的跡象切不可忽視，否則就無法正確地去讀卡夫卡。我認為，正是這些從可怕沉重的一生中無數的惡劣情緒和失敗裏面掙出來的柔弱的徵象，這些進行一場“不顧一切的一切而為善所作的鬥爭”的徵象構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場的核心、最佳之點和最本質的東西。正由於信仰的這些徵象是從一種極端的懷疑中掙出來的，經最後的檢驗澄清，就其真實而言非常有價值，非常強烈。

“人不能沒有一種對自身某種不可摧毀的東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説。他還補充:“自然無論是不可摧毀的東西還是信念都可能會長時期地潛藏不。”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論的補充句子非常重要:“這種潛藏的一種表達可能是對一個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説，懷疑和信仰不可能比這個警句結合得更緊密了。

相似的還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毀壞了的東西是可毀壞的，那麼這沒有什麼決定意義；但它如果是不可毀壞的，那麼我們便是生活在一種錯誤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絕了原罪的教義。卡夫卡對上帝的探索如同約伯曾做過的探索一樣。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尋着，但沒有找到可藉以斷定的話。他尋找一種信仰像找一個斷頭台，這麼重，又這麼輕。但有一點他無論如何是確信的:（完全不取決於我們怎麼評價上帝對我們的位置）人的立足點和任務是清楚的，是為善服務的活動，這是指在我們目之所及的範圍內。

“死亡就在我們面前，就像掛在教室牆上的一幅亞歷山大戰役的畫。這就要看，是否能通過我們一生中的行動遮暗這幅畫而乾脆取消掉。”可以將1911年11月11的記引為對照——對我的情而言這是最震撼心靈的記之一:“一旦我發現本該由我來消滅的弊病（比如那特別安寧的、依我看來是無可藉的我那結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狀，我便在此一瞬間失去了胳膊肌的覺。”相似的話還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強調一切人間事物的捉摸不透和複雜，這些質將為美好進行的鬥爭得極其模糊——（也許可以説:每個偉大的文學家總將生活中某種在他之前無人看得這麼清楚的東西清楚地表現出來。通過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麼呢？是生活的不清楚！）:“假如我沒有十分搞錯，我確是更接近真實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處的神鬥爭。我鑽進森林，什麼也沒有找到，出於軟弱馬上又跑出去；我離開這片森林時，經常聽到或以為聽到那個鬥爭中武器的碰撞聲。也許戰鬥者們的目光在尋找着我，但我對他們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虛假表象。”人的盲目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們只有在不是認真對待事物時，才讓上帝和正確的生活之“本”從面前駛過而不登上去，才會失去它。

“但你要堅定”（我毫不懷疑地認為這是關鍵的思索的語言）“…這樣你就能夠看見穩定不變的昏暗的遠行，從那裏除了有一次駛出一輛車外什麼都未出現，這輛車向這裏馳來，越來越大，在它到達你的身邊時，它填滿了世界空間——而你陷在它裏面，像個孩子陷在一輛旅遊車的軟座裏，車在暴風雨和黑夜中穿行。”卡夫卡的基本觀點大體上可以歸納為這麼個公式:幾乎一切都是不穩定的，但從某個特定的認識程度開始，人們便不會再失方向。——這是以最純的形式表達的柏拉圖的學説。因為柏拉圖在《費德羅》中也斷定，那些馳過上面的小徑的人，是不會落到下面的小徑上去的。

在對人類行為的不完善和不透明的一切傷中，卡夫卡堅信存在着不可動搖的真理。他不是通過語言道出這個觀點，而是通過他畢生的態度。這就説明了為什麼儘管在他周圍籠罩着抑鬱的空氣，人們在他身邊卻會到極其舒服。這“不可摧毀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人的、温柔然而堅定的舉止就像是愛情、理智和善的永恆法則的憑據。當然，他幾乎是無窮無盡地懷疑和嘲諷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沒有對歌德的本質和核心的懷疑。那麼究竟是不是“無窮無盡地懷疑着”呢？不，這兒有一條界線，一條非常遙遠的界線——但終究是一條界線。

對一個絕對世界的信仰——但我們失方向，我們太弱了，我們不理解這個世界。與對絕對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對人類的無能的意識。這種衰弱由雪普斯據今不遵循傳統的宗教法則的猶太人獨特的現狀來解釋，天主教方面也有這麼個解釋:不接受基督的猶太人。可是不能忘記作為衰弱主題的時代形勢、戰爭，卡夫卡個人的、偶然的缺點和苦惱。這些個人因素是從青年時期的印象，從“失誤的教育”中開始的，這一切使他作品中產生了那種急於説明遠離上帝之現象的覺。以此可以比通過神學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

“接近上帝”和“正確生活”在卡夫卡那裏是一回事。一個沒有國土的民族的一員，是不能正確生活的。卡夫卡將復國主義視為一種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的生活方式，關於這個彷彿是猶太的現實主義的闡釋我後面還將展開來談。

但首先應該闡明一般宗教的問題。

絕對物存在着——但是不能與人類的生活相比較: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經歷，從這經歷的深處不斷出現新的變音。在最苦澀的嘲諷中，在絕望中，在無與倫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種透過一切懷疑的雲霧歌唱着柔的希望中，這種希望並不常見，但正因為如此而更加無可置疑地在這裏或那裏顯現。主題依然是我們會失正確的道路的危險，是一種具有如此怪誕的大比重的危險，即:實際上只有某種偶然（“gratiapraeve－niens”）可能會引導我們進入“法”亦即進入正確的完善的生活，進入“道”但可能大得多的是，我們會誤入歧途。

“一旦遵循了夜鈴的誤響，——切便無可挽回了。”人與上帝間永遠的誤解誘使卡夫卡不斷在兩個世界的圖像中描述這種不相稱的關係，這兩個世界永遠、永遠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眾多的動物故事中，不會説話的動物和人之間隔着無窮盡的距離。他的作品中有這麼多動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開父親和兒子的牆也同樣如此。在表達這種不可比較的一切場合，這位文學家的目光總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視着，並將它同一切誤解中最大的、災難最深重的誤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靈——默默地聯繫了起來。

這一認識的核心無疑存在於這種覺之中:有一個絕對概念的、無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們稱為的“上帝”這種對“不可摧毀”的覺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和中心，與此同時，他並未忽略（因為他的心靈具有最鋭的眼睛）無數可厭的錯誤步子中的任何一個、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懂得人們互相間以此敗壞着生活的樂趣，使生活無法進行，並因此而離生活的源泉益遙遠。一種美好的生活是為我們規定着的，但我們在內心深處卻沒有能力去抓攫它。這麼一來，上帝的世界對我們來説就成了一個超驗的領域，就字面的本來意義而言是無處生、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們的耳朵裏響着不合邏輯的聲音，也就是説與我們人舉的邏輯形成怪誕的對立面，它令我們覺得殘酷，甚至不道德。自從聖經中有《約伯》以來，沒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訴訟》或《城堡》中或他的《在刑營》中如此強烈地抱怨上帝。《在刑營》用一幅畫面描繪了正義:一台狡猾而殘忍地發明的、非人的、凡與魔鬼無異的機器，一個這台機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約伯》一書中，上帝做的也是這樣的事，在凡人的眼裏顯得荒唐和非正義。但只是在人的眼裏如此而已，在《約伯》和卡夫卡那兒，最後的結果是確定這一認識:人們作為工作的衡量尺度與絕對概念的世界裏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這是不可知論嗎？不是，因為這裏有個基本覺不變:人畢竟通過神秘的方式與上帝超驗的王國聯繫着。只不過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對待的聯繫。用廢話、用虔誠的圓睜的眼睛、用對惡的半遮半掩、用文藝來塗聖油都無法治癒那可怕的懷疑；而卡夫卡則以他不斷翻新的智力和永遠創新的、離奇的幻想將這種懷疑拽入我們的道德體系。只有通過一種非凡地聳立的積極的覺，一種敢於橫眉以對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極面的積極覺才能做到這一點。不加掩飾地登記大自然的消極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時又從內心深處始終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圖的觀念），這是卡夫卡生活和創作中的特徵，這也在他的朋友們面前（儘管沒説過任何一句有關的話）顯示為一種啓示、寧靜、肯定，在苦腦和模糊之暴風雨中。

也許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説更無疑義；也許有人懷着更辛辣的懷疑，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這個奇特之處:在卡夫卡那裏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特化成了最高的綜合。其意義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離幻覺最遠的；而在一切不懷幻覺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堅定不移的信仰者。

這是古老的約怕問題。但卡夫卡幾乎毫無保留地站在人的一邊。在小説《在法的門前》中便是如此。守門人騙了那個請求進去的人，或是那人頭腦太簡單了。結束時，傾聽這個傳説的k.説:“謊言被變成了世界秩序。”顯然這還不是最後的話:那牧師通過語言和舉止來反對、抗議。（長篇小説《訴訟》中的最高法庭）的正義、一種符合上帝的委託，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於是未被否認——但這種可能並非肯定。一切在搖擺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這部“無時代”的長篇小説內容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在創世前一分鐘。它會不會成功呢？懷疑、無把握的巨大擔憂充滿了心。

為什麼人不能達到本，達到真實，為什麼他無論如何都要失道路，就像那個“遵循着夜鈴的誤響”的鄉村醫生那樣呢？卡夫卡從其本質出發不願對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許諾和指導。他欽佩一切能做到這一點的人——而他自己處於搖擺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受到那絕對概念是自身中一種不可言狀的東西（arrheton），那麼這種搖擺就會是空無物的。在他的無把握中人們覺得到一種遙遠的把握，通過這種把握使無把握得以出現和保持。我已經説過，這一積極特徵由於他個人總是讓人到安詳和開朗，他的本質的温柔、思慮、從不慌慌張張，它也許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現得不那麼突出（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到這一特徵是被壓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細閲讀卡夫卡的作品，就會透過昏暗的外殼看到其亮光閃閃的或説得確切些放着柔光的核心。在作者敍述的表面上漂着內心矛盾和絕望；但是他那敍述時的從容不迫和條分縷析，他那沉湎於細節，也就是沉湎於現實生活和忠於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義”他那在簡潔的、經常通過短路構成的句子結構中和如此眾多的風格轉換中表現出來的幽默（那些債務人“變得善於揮霍了，他們在一家飯店花園中舉行盛宴，而其他人則在逃往美國的途中在這宴會上稍事逗留。”）——所有這一切僅僅通過形式已經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毀之物”和他所認識到的人類的普遍本質，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誦，這種幽默便顯得特別清楚。比如，當他給我們朗誦《訴訟》的第一章時，我們這幾個朋友着實開懷笑了個夠。而他自己笑得那麼厲害，以致有時候一時讀不下去了。如果聯想到這一章可怕的嚴肅，會到十分驚訝。但事實便是如此。當然，這並不是一種完全愉快舒適的笑。但裏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當然這一個成分是與一百個陰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這一點我並不想予以縮小。我只不過想同時指出人們在觀察卡夫卡時易於忽略的一點:對世界和生活的樂趣這一素質。

他引以自責的是，他對生活的信仰動搖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夠強大。而他讚賞一切堅實地、活動着立於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愛鄉間樸素的生活，這一點在青年時期致奧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發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發現大地朝着吃草的牛隆起，那麼親切地隆起嗎？你發現沉重而肥油油的田裏的土在非常柔細的手指中粉碎，那麼莊嚴地粉碎嗎？”），在他屈勞期間寫的記中這種觀點更明確了，其中有這麼一段:“對農民的一般印象，高貴的人，他們以從事農業拯救了自己，在這裏，他們如此聰明而兢兢業業地安排工作，他們天衣無縫地與整體融合，不受搖晃與暈船之擾，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當然，他的飲仰並未侷限於農村人民，在記中（1913.10.20）他以類似的口吻描寫了一個明確自己的道路的納城市作家:“讀了雅各布森的事蹟。這種生活的力量、下決心的力量，滿懷樂趣地立足於正確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個傑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樣。”從這些筆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劃分的價值標度。他愛生活的能力，但只限於那些為善、為建設服務的。（難以滿足的雙重要求！）他老是責備自己“沒學到過一點有用的本領”他抱怨説（記1921.10.25）:“生活的洪從未捲到我身上，以致我永遠不得離開布拉格，永遠與體育或某種手工活無緣。”他常責備自己的冷漠，對生活的無能，沒有生活力，這在書信中，在《訴訟》最後一章都可讀到。那兩個穿黑衣的、神秘的劊子手已是執行一個已經執行了的判決。當他們將k.帶走時，他們同他一起組成了“一個整體，一個幾乎只有無生命之物才能組成的整體。”他已經死了，這就是説:對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經死去。因此最終畢爾斯特納小姐幽靈般地出現對他產生了一種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並不是想要尋求救助，而是“為了不忘她對他所意味着的告誡”k.沒有結過婚，始終是單身漢。他在生活的現實面前到驚恐，在它面前沒有經受住考驗。——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決之前便已經將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並不是什麼英雄壯舉，”結束處因此而有這樣的話“假如他現在給那兩位先生（劊子手）製造困難，假如他現在抵抗時仍試着最後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於生活上的虛弱，這本書一開始他便已經死了（從被捕的一剎那開始，卡夫卡在寫這個時刻的時候一定處於某種陰魂附體般的狀態，一種鋭預見的受中。——因為，1914年時哪有那種緊身的有帶扣、口袋、鈕釦和皮帶的黑制服呢？）。當然虛弱只是相對的概念，假如以這部長篇小説從中生長髮育出來的自傳質這個角度來看，那麼就會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給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觀的、偉岸如紀念碑般的要求來衡量，才會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虛弱的。但若這麼看問題，還有什麼不是虛弱的呢？這麼一種覺在極其人的《訴訟》最後一段中被喚醒了。在這段文字裏“對最後的錯誤負有責任”這一點遭到了否認，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喚遠處一個不認識的、不清楚的、朝這伸出了胳膊的人。”

“那是誰？一個朋友？一個好人？一個同情者？一個援救者？是一個人嗎？還是全體？還有救嗎？是什麼責備的話忘了説嗎？當然有的。邏輯雖然是不可動搖的，但它卻不與一個有活下去願望的人唱對台戲。那個他從未照過面的法官在哪裏？那個他從來不曾到達並與之相對的高高的法庭在哪裏？”又是那古老的約伯問題。

卡夫卡的基本特徵:同情那艱難地從事着正確事業的人類。同情，半微笑、半垂淚的同情。不是“危機神學”的“絕罰”這種神學對人們錯過了什麼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對自己的要求那是再嚴格不過了。他幾乎從來不認為自己符合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種普遍意義上的“文化批評家”因為許多發生在周圍的事情，許多他見過的相當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與他水融，息息相關，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讚賞，為上帝所寬恕。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像他這樣火燒火燎般強烈地意識到“與上帝間的距離”但卡夫卡出於謙卑，在對這段距離的認識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無把握，亦即虛弱。由於清楚地、不經任何禮儀或神秘的紗幕來看與上帝間的距離（即與真正的生活變化之完美間的距離）對他來説是一切生活的先決條件，他對尋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説的“低賤的人”）的讚美和欣賞經常含有一種非常柔和的、無意的、戲謔的、但卻人的譏諷在內。出於他極深厚的善意，他假設地給常生活的勝利者們加上一個優點:他們像我一樣知道深淵的存在，但他們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體朝它上面走去。——他們真的知道嗎？前半句中那開玩笑般的假設賦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劇以一種輕鬆的氣氛，這是他完全獨特的幽默的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場與約伯的立場接近——但在某些問題上則完全不同。對這一區別，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瑪加雷特、蘇斯曼那樣將其歸於猶太民族當時和今的發展階段的歷史區別。

約伯從一開始便以一個完美的正義者姿態出現，認為別人同自己一樣；而卡夫卡（出於剛才提到過的限制）到自己特別不完善。這便已構成了問題的不同出發點。

自然，這兩個人在對上帝提出問題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對不可測度的經歷是兩者的共同點。上帝的正義世界與人的倫理世界間互相裂開的——基克加德的“恐懼與戰慄”的空間產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記中表達的:“作為肺結核病人而有孩子並不完全是褻瀆神靈的。福樓拜的父親患有結核病。選擇: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這是非常美的音樂表達，因它之故醫生把耳朵貼在病人脯上），或者產生福樓拜。當人們在空虛中議論時，父親在戰慄。”不妨衡量一下這句話中可怕的無希望:“…在空虛中議論。”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聖歌:《sederuntprincipes》。約伯同樣口無遮攔；在他怨天尤人時，不忌諱任何辱罵上帝強烈的言詞；事實上，他從我身邊走過，但我沒有看見他。

他若匆匆離去，誰來保護他？

誰可以對他説:你在幹什麼？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應答我，我也不相信，他會聽我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