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宗教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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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而會暴風雨般地衝我咆哮，無緣無故令我傷口增加。

永遠不讓我息，而用難受的痛苦填滿我心。

若説強者的力量，非他莫屬，若説正確的道路，那麼:誰敢要求我在前面領路這正是《訴訟》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個法官；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們不允許自己説話，而總是把幹壞事的不負責任的下屬推到前面。

約伯的話；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他便笑那無辜者的絕望。

大地被到了作惡者的手中，他擋住他們的法官們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用鹼洗你便會將我浸入污水池中，使我的衣服厭惡我的身子。

因為他不是像我這樣的一個人，一個能給他回答的人，我們不會共同走向法庭。

我們中間沒有仲裁人將手分別搭着我們。

他若從我手中奪走他的手仗，我就要毫無畏懼地發表言論。

約伯一書中的解體隨着上帝在暴風雨中的呼喊而告終“當我建立大地的時候，你在哪裏！”這麼一來，只不過是上帝和人之間的異律得到了強調。上帝的權力這樣便與人的權力徹底地區分了開來。約伯一書偏偏以頌歌般地描寫兩個怪物、巨獸——河馬和鱷魚而結束，讚頌了它們完全不同於人類的美。

“在他後邊閃現出一條小徑。——人們將洪看成銀絲——那是一個高於一切自豪的國王。”太出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類的尺度，這個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間的尺度來衡量，上帝是以非正義的面目出現的——創傷依然故我，約伯自然對這“善與惡的彼岸”還是達成了某種寬容。

卡夫卡則不同。他的抱怨比約伯走得更遠一步，儘管這在人們眼中是幾乎不可能的事。這一步是:河馬和鱷魚雖然沒有可用人的標準來衡量的倫理規，但在美學的意義上它們得到讚頌，從它們的力量上可以看到這些上帝的作品的輝煌之處。在卡夫卡筆下“法庭”甚至是骯髒的、可笑的、值得蔑視的、可賄賂的，在偏僻城區的房子裏開庭，散發着愚蠢的官僚主義氣息，因此説在美學上也毫無價值。兩個作家的意圖當然是一樣的。上帝的異律應該描繪出來，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時人們總是以向積極方面的無限誇張來試着描繪這種異律:超越想象範圍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偉大、強壯。卡夫卡則通過展示反面的徵兆來幫助人們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在約伯那裏，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獸面目出現）便被置於與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譯者至少是宏偉壯觀的。在卡夫卡筆下它卻顯得狹小、頑固、骯髒——這也只是不同、相反的一個象徵。在人的心中，盡善盡美的世界是那麼可厭，人的判斷是錯誤的。這是以最勇敢的堅定表達出來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這樣故意侮辱的描寫中照樣不受觸犯，實際上就像在約伯筆下一樣是不受觸犯的。

但約伯因上帝和人不能達到同一個層次這一點而安了心。卡夫卡卻安不下心來。而這將他排除出了約伯——基克加德——危機神學這條線。這將他帶回到猶太人的信仰上去，這信仰中這麼説:“我們的上帝是個整體，”我從中看到的是最強烈的咒語，反對一切將適於上帝的倫理法則劃分為與人類的全然不同的企圖。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圖那“最高的善”處於同我們一樣的法規下，我們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當然永遠是夠不着的；但我們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們不承認某種真正與它相違背的異教的自然倫理學。這也顯然是《聖經》中關於不要有上帝的影像這一信條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機神學，甚至早在約伯那裏，甚至基克加德的亞伯拉罕觀都很容易陷入這樣的危險之中:從上帝和人的不同中，從完善和有盡頭二者的不同中引導出一種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來，把上帝想象成一種齜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

“你心中不能產生影像”通過河馬和鱷魚同樣沒有對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後的定論。當然上帝“照他的模樣”創造了人類——這是古老的人道的學説，生活在阿奎諾的偉大的托馬斯便是在奧古斯汀悲觀的失後重新回到這個學説上來的，——卡夫卡同樣在上帝和人之間看到的不是異律，而只是不清晰，一種充滿了陰謀詭計的、由官僚主義帶來的、不斷阻礙着善的中間層次那幾乎無可救藥的錯綜複雜。

儘管這一中間層次在他的作品中佔據着如此廣大的空間，有時甚至不留空隙，他還是寫下了像下面這樣充滿了希望和愛情、充滿了由無數苦難艱辛地換來的安的句子:假如第二天囚徒們還是老樣子，或甚至更尖鋭了，或即使明確宣佈他們將永不停止，這些並不能構成對徹底解放的預的反駁。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為最終解放的必要前提。

他認為，即使人們已經得救，也必須轉向善，不考慮過去，甚至不考慮本來。

卡夫卡眼中的絕對世界不是無可救藥的，不是與我們隔絕的。希望——同樣有我們一份！他有時發出的相反的言論在“絕對概念的無數入口處面前並無決定意義。他不斷重新認出這些入口處，在這部傳記中，我也將正確的職業、正確的婚姻等等反覆出現的可能作為這樣的入口處來描寫。因為我到，正是這一點在描述一個宗教觀強烈的人時是至關重要的:指出這個人所承認的有盡頭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間存在的匯融合，指出它們位於何處，他是完全拒絕了它們，避開它們，還是隻是偶然地錯過了，但在原則上是認識到的，並試着朝這個方向努力，去經歷。

1922年3月15，弗蘭茨為我朗讀了他的長篇小説《城堡》的開頭部分。

《城堡》中出現了詳盡的描述，這是一種特定的人對待世界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每個人都在自己身上到這種類型的一個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訶德或居麗亞·索萊爾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存在着一樣，即使僅僅是自我的氣質、渴望、部分成分，於是儘管描寫出的品質中有着種種個，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個人認識自己的書。卡夫卡的主人公僅被稱為“k。”因而具有自傳質，這個“k。”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這部長篇小説以超現實之巨大的、令人驚恐的清晰挖掘出來的是我們心中的寂寞成分。可是這裏是一種特定的有着細微差別的寂寞（這種細微差別我們也深深地知道，在安靜的時刻會到它向表面浮升）。k.全然是個有着良好願望的人，他不希望寂寞，對寂寞無自豪；相反，寂寞是無可奈何地上來的，因為從內心出發，他很願意成為人類社會中活躍的一員，願意通過正當的方式方法同人們一起工作，與人們生活在一起；他尋找着一種有用的職業，想要結婚，建立家庭。但這一切皆告失敗。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圍繞着k.的冰冷的與世隔絕不是偶然現象。同樣並非偶然的是:在k.爭取到一住處的那個村莊裏，那些世代居住於此的居民與他之間隔絕着，他在尋找聯繫的努力中碰到的農民家庭恰恰是受到其他人蔑視的。但是k.為何不能與當地人融合之謎得不到解答。他是陌生人——他闖入的村莊是以不信賴眼光看待陌生人的。話説到此便為止了。人們很快就覺到:這是人類普遍的陌生，只不過在此具體化為某一個特殊的事例罷了。

“在此誰也不能成為別人的同伴。”在這具體化上還可以再繼續向前邁一步。這是猶太人獨特的覺，他們想要在陌生的環境中紮，用盡心靈的全部力量，去接近陌生的人們，完全變成與他們一樣的人——但這種融合終是沒有成功。

“猶太人”這個詞在《城堡》中沒有出現。但顯而易見，卡夫卡從他的猶太心靈出發，通過這麼一個樸素的小説就今猶太民族的整體處境所説的話超過了一百篇學術論文可以告訴我仔1的內容。專門的猶太民族的闡釋與人舉普遍的闡釋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個排斥另一個或干擾另一個時間領。關於普遍的宗教闡釋.我在為《城堡》出書寫的跋中作了嘗試。鐵國指出反映長篇小説與猶太人命運的關係的幾點。

同農民的第一次相會就已具典型特徵的了。k.在這個陌生的村子裏失了方向。他累了。看見了一個老農民。

“我可以到您那兒去待一會兒嗎？”k.問。這個農民説了句含混不清的話。k.馬上就將此看成是邀請，便走進了小屋。後來顯示出，這個讓他進去的人是低能的。猶太人在其各散居地賴以建立其“居住權”的奇怪的法律條款使人想起與k.所接受的那種半帶偶然的‘寬容”是那樣相似。幾頁前的描述也完全一樣。k.詢問那相當不友好的教師，他是否可以登門拜訪。教師的回答:“我住在斯瓦能街店亭。”作者評註:“這句話的質更多的是給個地址，而不是邀請。”k.卻説:“好的，我會來的。”在這個小小的前奏中便可以發現“各民族”靜靜地拒絕、而猶太人不得不堆笑臉、巴結、甚至骨奉的場面，這些是以一種令人震驚的客觀的憂鬱描寫的（這是卡夫卡風格的獨特處之一，從客觀中湧出，而非出自主觀強行的憂鬱。）。

往下讀，在小屋裏馬上便顯示出來，在場者視k.為完全不受歡的，他打擾了他們非常具私人質的家庭勞動（擦地板、洗衣服、餵）。他們無可奈何地同意他在那裏稍睡一會兒。然後他被請了出去。一個“沉默寡言、緩緩思索的人，身體寬大，臉也寬大”朝他走來“您不能留在這裏。”猶太人並非總是被不客氣地或故意作難地趕出去的。事情往往是符合一種自然規律的，沒有情、呆板生硬地發生的。

“我們不需要客人。”k.聲明，他是接受邀請來的，他本該在此獲得一個正確的職位，一個土地丈量員的職位。這一邀請是否真實，或是否是k.自己臆造的，這個問題是整個長篇小説圍着轉的中心——在此也很容易覺到其與猶太人問題的並行。在開頭這一章中，這個民族的這個樸素的人給了暫時的答覆:“（人們是否需要您）…這我不知道。假如説人們叫您來，那麼他們也許需要您，這顯然是個例外。但是我們，我們小老百姓，總是照老規矩辦。您別見怪。”k.還想迅速與房間裏的一位姑娘談幾句，但“k.的右邊和左邊已經各站了一個男人，被他們一言不發地用全力架了出去，彷彿沒有其他辦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那老頭兒不知為什麼樂了，拍着手。連那洗衣服的女入也為突然嘈聲鼎沸的孩子們而笑了起來。”這個場面，永恆的猶太人命運，看上去就像是“別動，猶太人將被燒死”這句話的非常公正不阿的翻版。論據在這個世界為我們舉行的猶太人問題討論中是沒有地位的“一言不發地，彷彿沒有其他辦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敵對的周圍世界對k.來説分成了兩個層次:村子——統治的城堡。為了能在村子裏居住下來，他需要獲得城堡的批准。但正如農民不理睬他一樣，城堡也對他關閉着。城堡以小説中獨特的象徵語言代表着上帝的領導，村子及其中的農民意味着“大地母親”女人們讓他靠近自己——他希望通過她們打開與各家庭間的通道，在腳下找到堅實的土地。同樣對他來説職業也是與大地的聯繫，是紮的因素。當他看到與當地的一個姑娘有建立關係的希望、有獲得職業的希望時，他以為他的事業勝利了，他在夢裏掂了掂自己的分量，到他“難以區分地”夾雜在村子居民中一起升起。整個這段話中呼着一切同化心理學的幻覺神:“只有作為村子裏的工作者，儘可能遠離城堡裏的先生們，他才有可能達到城堡中的什麼東西。那些對他仍然十分不信任的人將開口説話，假如他雖然不能成為他們的朋友，但能成為與他們一樣的公民的話，假如他有朝一與蓋司太克或拉瑟曼毫無區別的話——這很快就會實現，而一切取決於它——到那時，所有道路都會在一瞬間全部向他敞開。…

“k.的想法是沿着人們悉的道路展開的:通過與人的共處抵達上帝身邊，從與一種自然生活形式的融中發掘宗教的力量。k.顯然有能力合理地分析這個秘密——卻沒有能力親身到達其深處（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中）。

“我在這裏多待一會兒，便有點到被遺棄了，”他向那個教師抱怨“我既不歸屬於農民之中，也不歸屬於城堡之內。”

“在農民和城堡之間是沒有差別的，”教師糾正他的説法。——這話聽上去又像是一句名言、一句讚美詩句的意譯了:“我們怎麼能在陌生的國主唱上帝之歌！”下面闡述的k.和當地人之間的差別具有人們十分悉的輪廓。猶太人處處觸犯古老的風俗，——不自願地變得令人討厭——他有這麼一種虛幻的覺:對一切都比當地人更懂，他想以與他們不同的方式來簡化、實際化整個事情，他們頑固不化。卡夫卡在許多場面中以帶優越的譏諷指出，村莊和城堡中那些似乎已經過時的、怪僻的機構針對這個不速之客在發展着怎麼樣的難以覺到的抵抗力量。

“您不是來自城堡，”旅館女主人殘酷地直率地對他説“您也不是村裏人，您什麼都不是。可惜您畢竟是某種東西，一個外來人，一個老是到處在趕路的人，一個老是引起人們頭疼的人，一個意圖不明的人…對這一切我基本上不責備您。您就是您這個樣子，我一生中見的已經太多了，所以見到您不見得就忍受不住。但您自己想想，您實際上要求的是什麼…您到這裏來不過幾天，就想要顯得比上生土長的人對一切都知道得更多了。我不否認，可能有朝一會達到完全違背規定、違背傳統習俗的某種東西，但那時肯定事情不是以您所做的方式發生的，不是像這樣總是説不，而只相信您的腦袋。”那個村長也是這樣，他同樣明確地表現出對k.的強烈反，儘管這種反的表達與前述有着細微的差別。

“您是作為土地丈量員被接受的，可是我們沒有工作給您…沒有人留您在這裏，但這不是驅逐…誰敢驅逐您呢，土地丈量員先生。前面那些問題的不清晰已經欠了情，應該客氣地對待您。只是您看上去過於。”在猶太民族漫長的受難史中，人們曾經聽到過所有這些聲音。k.以可憐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敗，儘管他曾以那麼嚴肅而又認真的態度來對待一切。他始終是寂寞的。在這部長篇小説經過的所有不愉快的場面之上，在所有無事得來的不幸上隱隱約約地晃着這個口號:這樣不行。要想紮下來，必須尋找一條新的、完全不同的途徑。

在1914年寫的一個殘篇中，卡夫卡將這同一個基本覺表述得更加尖鋭。

“在一個夏的傍晚我來到一個村莊，這裏我從未來過，”這篇小説延伸至筆記本中十四頁處，然後遺憾地中斷了，這是小説開頭的話“在農民的庭院前面到處看得到高大、古老的樹木。剛下過雨，空氣清新，一切都是那麼宜人。”大牆上的一扇門敞開了。佃農的孩子們探出頭來張望，看是誰這麼晚黃昏時還經過村莊。敍述者嚇得夠嗆，但他從一個過路人那兒打聽到了情況。

“外來人容易對一切都到奇怪，”他微笑着表示歉意。敍述者想在村子裏過夜，去找一家旅館，受到了觀察。與他説話的第一個人對其子説:“我只是還想看看這個人將在這裏幹些什麼。他是一個陌生人。他完全沒有必要竄到了這裏來。你瞧吧。”卡夫卡繼續説:“他談論着我，當我是聾子，或者當我不懂他的語言。”接着是與這對夫婦的一番可怕的對話。這個外來人在他們那裏得到了一個過夜的牀位。這裏一半是或全部是不曾挑明的敵對空氣，一切都發生在這種空氣中。

“哪怕收留我對你們來説有一丁點兒不便，就請你們坦率地告訴我，我本不會堅持。那樣我就到客棧去，反正我無所謂。’‘他話這麼多’，那女人輕聲説。這不是侮辱嗎？竟用侮辱來回答我的彬彬有禮，但這是一個老婦人，我沒法反擊。於是這個女入這句收不回去的評語在我心裏起的影響比它應該起到的要大，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也許正是我之不反擊。我到我理應受到某種責備，倒不是因為我説話過多，事實上我只是説了非説不可的話；而是出於其他非常接近我的存在的原因。”最後描寫的是，這個外來人無意地由於笨拙和誤解將孩子們從睡夢中驚醒，使整幢房子一片混亂。

短篇小説《歌女約瑟芬，或曰鼠族》是卡夫卡最後一篇完成了的、由他親自代付印的作品。在這篇小説裏，猶太人問題的陰暗方面、猶太人處境的不穩定也表現得很清楚。至於對這羣受追捕、無庇護的老鼠的描述直接影是什麼民族，恐怕本無須明言。在這個民族最深的困境中卻始終存在着明星、文人、領導“人物”的虛榮:這裏以特別強烈的譏諷描寫中心人物，這個中心人物相信這個世界期待着的只是他，是他唯有的一句救世語言。這裏涉及的可惜也是一種恰恰在猶太人政黨和文學事業中特別常見的現象:某個人認為只有自己負有責任，而對別人建議、做和説的一切，以居高臨下的嘲笑當做無關緊要的一筆抹殺，或者幾乎不加註意。——可別誤解我的意思！無所託庇的老鼠們的處境同時也是一幅具有普遍意義的圖畫，是與惡的魔鬼勢力進行鬥爭的孱弱的人類之象徵。虛榮的預言家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正是由於那不負責任、不講良心的“著名人物”昏昏沉沉的狀況在猶太人中處於猶太大眾苦難和心靈苦難的特別耀眼的光照下，它便彷彿是人類普遍苦難的特別尖鋭的微型畫像，一種以漫畫手法顯示的清晰的縮影。

在《約瑟芬》中同樣有通往積極解決的道路（這恰恰發生在卡夫卡最後完成的作品中，我覺得不能等閒視之）。女歌手約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來，而這個民族是這般狂熱地欣賞她的藝術，甚至將之視為不可或缺的。於是:“但這個民族是安靜的，不失望情緒、自以為是的一個內向的羣體。他們幾乎是（雖然表面現象不是這樣）只知給予，從不接受，對約瑟芬的東西同樣如此。這個民族繼續走着它的道路。而約瑟芬卻註定要淪落。馬上就會到來這樣的時刻——她最後的口哨聲響完，更無聲息。這是我們的民族永恆的歷史上一段小曲，老百姓會克服這一損失的。”將個人匯人民族的命運之中，同時對良心做最嚴厲的檢驗，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悔過自新，這是要求個人主動配合的。這部傳記的讀者會找到足夠的依據，來證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獨特的猶太人處境中尋求着與民族的聯繫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單靠改變地理上的地點就足以達到這個目的；心靈的皈依在他看來同樣是需要的。兩者都必須進行，兩者都是必要的。心靈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條件的正常化。

人們也許還會問，卡夫卡為什麼只在記和書信中、而未在其文學作品中闡明這個觀點。為什麼他作為作家始終只通過譬喻、只通過寓意或象徵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首先應該承認卡夫卡式思維方法的獨特，這種思維是在圖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開的。即使在對話中、在辯論中這種圖像也籠罩着一切。記中有這麼一段美妙絕倫的充滿詩意的話（這是許多這樣的段落中的一段:“夢紛紛到來，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來。人們留步，與他們談，他們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從何處來…你們為什麼舉起手臂，卻不把我們擁入懷中？”此外，不能將“寓言”和“象徵”混為一談。卡夫卡從不用寓言，但在象徵方面卻達到了最高程度。一則寓言是“説彼道此”時出現的，這“彼”並不很重要。意味着希望的“錨”這個詞，它作為錨的特本身完全不令我們興趣，至於它是什麼顏、樣子、大小則完全無所謂。所以它僅僅作為象形文字、含義明確、輪廓清晰地用來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頑強的錫兵”表達的也許是一顆善良的、堅韌的、可愛的心靈，但還有其他許多東西，消融於永恆之中的東西。同時他也作為錫兵以他個人多方面的命運打動着我們。這個錫兵使我們興趣的不僅僅是其象意義，而同時還有他那具體的形象。這是比喻和象徵之間確切的區別。比喻使我們興趣的僅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東西。象徵使我們興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東西，但同時也作為它自身、它具體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形象，它對我們敍述事件，並通過這種具體的敍述、這種特殊事實過程的呈示來表達某種遙遠的、普遍的東西。錫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徵。象徵同時站在兩個平面上，一個是預地指出某物的，一個是客觀真實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兩個平面統一起來，像這個希臘詞本身意所表達的，將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們越是深入錫兵的一切故事細節，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的東西。《o.侯爵夫人》寫的是父母和孩子間的信任問題，但在這後面更高的層次上立着的是信任問題本身，是對世界秩序的信任。那麼這位作家為什麼不把他想要表達的具普遍意義的東西直截了當地説出來呢？因為那是語言所道不盡的，因為它屬於永恆的範疇。作者在他敍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寫下了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的出發點。寓言的途徑完全不同，它寫下的是這麼一種過程的結束點，寫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種疲倦的神特徵。與此相反，象徵是神上的出發(36)，是使個別的有限之光入無限之中的一種活力。人們便據這道光線照耀切面的距離，可以到這裏涉及的是個的、民族的或人類的事情。而這是同時發生的，以同樣一些話語，在同一個情況中。

在卡夫卡描寫的一切場面後面都展示了這無窮無盡的一面。但這場面本身，在那放出這種視線的平淡的敍述中也充滿了對大自然的愛和對大自然的忠實，充滿了細微的、永不令人厭倦的觀察（不妨讀一下——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城堡》中那宛若親歷其境的冬景）。只有對生活懷着最深厚的愛的人才能夠以這種方式來敍述。沒有一句話不給這段描述加入一種新的彩，沒有一句話是沒有意義的。這種獨特的掌握風格的藝術不僅僅是美學上的，而且也是一種道德上的現象，這是卡夫卡特別誠實的本質的一種反映。假如不過是用於進行一番樸素的現實主義的描述，這種能力同樣是偉大的。不過卡夫卡報道的事件當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時卻不僅僅是自身。從每一個細節中都放出一道光芒來，照耀着永恆，照耀着超越官直覺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這種通過人間的形式照耀永恆的現象在所有偉大的文藝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這兒，它成了他的文學創作的形式上的原則，簡直無法將緊密結合着的內容和結構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