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沒有硝煙的生死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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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戰，表面上看是軍隊之戰、武器之戰、政府之戰、國力之戰，而子裡則是文化之戰、教育之戰、神之戰與心靈之戰。因此，註定了這是一場持久的戰爭。落後的中國，用一種堅忍不拔的姿態來捍衛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稱“東亞文明先驅”的本，在光鮮的現代化外表下面卻是深蒂固的野蠻與殘忍。

比德國對歐洲的佔領更加惡毒的是，本人在戰爭中對中國的大學、報館、古蹟、學生、文化設施等加以毀滅的破壞和打擊。南開大學、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這些具有象徵的文化機構，先後都被炸彈炸得片瓦無存。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毀中國軍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毀中國的文化命脈。

在中國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壞，十所遭到完全破壞，二十五所陷於停頓。抗戰期間，一百零六所大學內遷，遷徙次數多達三百餘次。

“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紅樓，被本憲兵隊長期霸佔，成為迫害愛國人士的巢。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天津耀華學校校長趙君達被偽特務暗殺；魯迅遺孀許廣平、燕京大學教授張東遜、蘇北教育家宋澤夫等人被軍逮捕，受盡折磨。

偽在中國的十九個省關閉了許多報紙、雜誌和電臺，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傳親思想、麻醉國人意志的新聞機構。

軍鐵蹄所到之處，隨即展開所謂的“思想攻勢”佔領東北之後，軍迅速收繳焚燒關於中國歷史和地理的教科書，僅從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個月間，焚燒書籍就達六百五十萬冊，九千名教師受到逮捕、槍殺或強迫改行。

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著名詩人鄭孝胥親自寫了所謂的“滿洲國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自由親愛並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義，講禮讓，使我修身。家已齊，國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本軍部號召大家都來唱這首“國歌”以達到他們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鄭孝胥宣揚“新滿洲”的“頂天立地”、“無苦無憂”、“自由親愛”的同時，本軍隊在東北的土地上進行細菌試驗、屠殺無辜百姓，三千萬東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華北本特務部長喜多誠一郎宣稱:“必須回到孔子的時代去尋找一個真正的令人滿意的制度來統治中國人民。”軍在華北開辦所謂的“中心小學”

“希望在二十年內造成十六萬模範的小學生，務使在每一個小學生腦筋裡只有本人是他們理想中的朋友”本駐上海市聯絡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長久統治中國的建議:“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內地視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教育的支那小學生認定本為侵略國家，並大罵特罵本。從那時起，過了二十年的今天，這些人已經奮戰在抗第一線了。目前在和平政權下進行的親教育也必須等到十年後，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後才能作為民族意識發揮作用吧。所以說，有必要和學校教育結合起來，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引力的口號逐漸獲得民心。”本侵略者深知，僅僅佔領土地和山河，並不能實現對一個民族的征服，更為重要的是征服這個民族的頭腦和心靈。而要征服頭腦的心靈，就必須控制教育和宣傳命脈。於是，軍所到之處，以極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傳機構，以此來實現對中國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實現對中國永遠的佔領和併。

王憲堯畢業於偽滿“新京國民高等學校”裴素雲畢業於偽滿“新京第一女子國民教育高等學校”對於當年本在東北的奴化教育，這對夫都有深切的體會。後來，裴素雲曾經在偽滿“自強學校”任教，這所學校的校長雖然是中國人，但大小事務都被擔任副校長的本人齋藤所控制。由於無法忍受本人的飛揚跋扈，裴素雲後來憤然辭職。

在陪都重慶，在敵機轟炸的警報聲中，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寫下了《炸彈下的中央大學》一文:“民國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學就職的時候，常以十九世紀初葉柏林大學所負的責任來互相砥礪；至今回想，去這理想還不知有多遠。我當時並且以找著對手來抗的理論，勉勵學生。我認為敵人的稱強，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這位昔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認為，在文化教育領域，無論是言傳身教的教師還是求知若渴的學生，都在深刻地影響著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強弱。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希前哲。

須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抗戰期間，以西南聯合大學為代表的中國高等院校的師生們，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讓文化得以薪火相傳，讓學術得以發揚光大。

“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幹”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以教育抗戰和文化抗戰為使命，保存了中華民族的神命脈。北大校長蔣夢麟家中山窮水盡，依靠典當衣物維持基本生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和社會學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園去寄賣；學者和詩人聞一多支撐著一個八口之家，他業餘時候在街頭擺個小攤，靠給人篆刻印章賺取家用；古典文學專家蕭滌非任教於多所學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養子女，只好將剛出生的第三個孩子送給別人撫養；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家中連蠟燭都買不起，只好等天亮才開始寫作…

當南開大學被敵機連續轟炸而毀於一旦的時候，校長張伯苓斬釘截鐵地高速師生說:“敵人只能毀我南開物質，難毀我南開神！”而浙江大學校長竺可禎也鼓勵遷徙路上的師生說:“將抗頑虜，復興壤，興舊邦，其必由學乎！”羅家倫認為，正是在這一生死攸關的時刻，我們尤其應當加倍地重視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偉大文明覆興的希望所在。羅家倫指出:“我們抗不只是我國的兵找著敵國的兵來抗，而且，要我國的農找著敵人的農來抗，工找著敵人的工來抗，商找著敵人的商來抗，學校找著敵人的學校來抗。所以中央大學抗的對象，就是敵人的東京帝國大學。我們現在不應該問我們英勇的將士，抵抗得過的人殘暴的軍隊與否，我們現在應該問我們的科學和一般學術，抵抗得過敵人的科學和一般學術與否。我們希望我們以科學和一般學術，壓倒敵人，就是我們的空軍強大到轟炸東京的時候，我們也不希望他轟炸東京帝國大學，像他們對付我們一樣。”這是怎樣的襟和氣魄啊！偉大與卑劣、堅韌與惡、智慧與愚昧，在此刻顯得如此涇渭分明。

離四川宜賓只有十多公里的李莊，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淪喪之後，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國頂極的學術和教育機構都遷移至此。幽靜的河灣旁充滿了琅琅的書聲；曲折的街道上行走著儒雅的學者。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婦也來到這裡，繼續主持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並在簡陋的房間裡堅持寫作鉅著《中國建築史》。

人們曾以無比欽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本名城奈良免遭轟炸所做出的努力。對於一般人來說，這的確是難以想象的舉動。梁思成和中華民族正在遭受本侵略帶來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為一名中國空軍的飛行員，更是直接犧牲在對空戰中。國仇家恨，完全可以讓他對美軍轟炸本古都到高興。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靜的歷史主義者。在隨同父親亡本的時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過奈良，那座由中國唐代高僧鑑真大師親自指導設計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為完整的唐代木建築。他不能想象炮火頃刻之間使它灰飛煙滅。

於是，在美軍開始猛烈轟炸本本土的時候，梁思成趕到美軍設在重慶的指揮部，向布朗森上校闡述了保護奈良城的重要，並遞了一份關於奈良古建築的圖紙。梁思成對那位有些惑不解的美國軍官說:“要是從我個人情出發，想到國人的苦難，我是恨不得炸本。然而，一種職業責任，讓我冷靜下來，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是民族的象徵，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類的結晶。”理戰勝了仇恨，文化的永恆取代了戰爭的瘋狂。梁思成的建議，受到了美軍的高度重視。奈良被從轟炸城市的名單中劃掉了。

戰爭之後，倖免於難的奈良，因為它完好地保存著眾多的古代建築，被宣佈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在這一命名三十週年紀念，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朝新聞》特意刊發了一篇題為《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本古建築權威福山南博士說過:“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戰中向美國提出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轟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戰最為艱鉅的時刻，英國著名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者李約瑟博士訪問昆明。後來，李約瑟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在這個生氣的重要的科學研究機構的訪問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堅持在他們國家邊遠地區所表現出來的非常堅忍不拔的神和勇氣，和他們身處逆境之中所顯示的非凡的樂觀，甚至是愉悅。”每當警報響起的時候，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樹林和墳堆中繼續上課。侵略者的兇殘阻止不了他們對真理的求索和對祖國的摯愛。西南聯大朝氣蓬、以苦為樂的學術氛圍，讓每一位來訪的西方學者都深受染，他們在這些面黃肌瘦的教授和學生身上看到了這個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樑。

西南聯大擁有五個學院、二十六個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師、三千兩百七十七名學生，是抗戰期間中國最大的一所大學。直到今天，西南聯大師生的學術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後人的面前，既讓我們慚愧，又催我們奮進。

內遷高校與中華民族的抗大業相始終。內遷高校的歷史，是中華民族抗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抗戰史中最災難深重但又最光輝難忘的一頁。

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實踐上的愛國者，而不是口頭上的愛國者。喊幾聲愛國和抗的口號易，而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拿出成就來蔑視敵人難。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們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設、教育普及和科學發明方面超過本，那麼我們永遠也不能消滅本軍國主義者“蛇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虛心地面對人類現代文明的一切成果並“拿來”為我所用，那麼我們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國一樣因抱殘守缺而走向滅亡。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大的敵人不是本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應當成為國家命運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應當成為國家未來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羅家倫發現了中兩國實力消長的源，因此他大聲疾呼，要求更多的學生和老師堅守崗位、奮發圖強。可惜，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口頭上的“愛國者”多，而實踐上的愛國者少；誇誇其談的“愛國者”很多，而埋頭苦幹的愛國者少。

那場戰爭中國的確勝利了，但六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國民修養和民族素質，卻都不容樂觀。中國被作為戰敗國的本遠遠地拋到了身後，本的各種工業產品充斥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能夠無愧於羅家倫、浦江清這些嘔心瀝血、上下求索的先輩們嗎？

在波瀾壯闊的抗戰爭的畫卷上，蔣百里、郁達夫、老舍、羅家倫、梁思成等人只是幾滴小小的水珠，但水珠卻能折出太陽的光芒。在他們身後，還屹立著四萬萬堅韌卓絕的同胞。

讓我們與他們站立在一起，站成民族的脊樑，站成民族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