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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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紐約有一個很免費的傳說，說一個研究生20年前走進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實驗室後就再也沒有出來。有人說他還在裡面，眼睛貼在顯微鏡上，拼命想找到一個特別不穩定的基因。這傳說裡有其真實的部分，因為一個研究者一旦開始了這樣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個變幻莫測的世界永遠緊緊聯繫在了一起。那兒沒有白天，沒有黑夜，沒有四季的變化，也沒有時間的消逝。

我開始進入哈佛時，這個領域幾乎是剛剛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①發現脫氧核糖核酸的結構還不到20年。他們的發現提供了在未來打開人體75萬億個細胞中每一個細胞的秘密的鑰匙。

①克里克（1916—）、沃森（1928—），克里克為英國生物物理學家，因參與20世紀生物學上的最重要發現——測定dna（脫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結構而與沃森、威爾金斯共獲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沃森，美國生物物理學家。

然而，已經有幻想家們相信，一切疾病最終都可以通過把不論哪個被發現有缺陷的基因修補好後再導人人體內而得以治癒。

我是那些獻身的狂熱者之一。我深信這是可以做到的，是應該做到的，哪怕我們這輩子再也睡不了覺——也要把它做到。

從非洲回來後的頭4年，我是在我的脫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過的，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試驗，尋找著能夠用來使腫瘤逆轉的那個具體的分子結構。

我對一個基因的執著搜尋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點挨著凍掃視地平線，以求能看見一隻難見的鳥，而我對征服疾病的難以抗拒的衝動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薩餅活著嗎？多年以來，哲學家們一直在爭論這個間題。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時候親身做了試驗。我知道在厄立特里亞，人可以靠谷餅活著。用融化的乾酪和西紅柿片加在類似的扁餅上，相比之下這樣的飲食是多麼富有營養啊。

有人也許會奇怪，這和科學研究有什麼關係？回答是，當你在狂熱地追蹤某一條脫氧核糖核酸鏈時，你不會在晚餐或什麼餐上費時間。比薩餅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論文所做的項目是神經生物學。你腦袋中過子彈以後，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你心裡就總想著自己的大腦。於是，我開始探索大腦兩半球，研究神經通道，跳過神經元的突觸，看看在這極少為人所知的領域中能發現些什麼。人體內的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時來播下毀滅腫瘤的地方。我越來越堅定地要摧毀它們。

1984年結束了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後，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後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於惰。不論在哪裡，實驗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論起吃比薩過來，波士頓似乎也和別的地方一樣好。

此外，在難得的情況下，我們也出去吃飯。我總是把朋友們哄到城北老意大利區去，在那兒你幾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聽不到人說英文。

每次到那裡去，我就想像看見了西爾維亞。有時我覺得聽到了她的聲音，或看見她就在我前面走著。我緊走幾步趕上去，卻意識到我的腦子又在欺騙我了。

即使是現在，我在晚上仍夢見她重新出現，醒來卻仍是孤身一人。看來，使我把自己鎖在實驗室中的還不僅是對科學的追求。

當我開始發表我的研究成果後，就接到各個機構的來信，詢問我是否有意換換地方。最引我的是曼哈頓北區康奈爾醫學院的邀請。

這時，蔡茲幾乎已經絕望了，認為我肯定要變成一個“脾氣古怪的老光”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換個地方，指望我在從一個顯微鏡前往另一個顯微鏡的路上，會遇見一個可愛的空中小姐，此後便永遠幸福地與她生活在一起。艾倫和蔡茲同樣關心我情上的倦怠，但她說得要委婉一些:“在波士頓，如果你去找，會有合適的女人；在紐約，你就是想躲，合適的女人也會找到你頭上來。”蔡茲拼命兜售紐約那無窮無盡的文化生活機會:劇院、音樂會、歌劇等等。更不用說這種工作具有的顯赫地位是一塊天然磁石，能引來最優秀最聰明的女人。